与世界精神相会，还是与世界市场相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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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冬季学期，德国大学迎来了空前的新生潮。据联邦统计局报告，新生人数达42万，高踞在校学生总数的43.3%。满怀憧憬的年轻人甫踏入校园，就迎面被泼 了一头冷水：教室人满为患，堪比东京的通勤车厢，削尖脑袋都挤不进去。老生也一肚子气，抱怨政府的助学金（BAföG）发放条件与金额收得越来越紧，而 课业繁重，无暇打工帮补生计。

压力一大，蓄势已久的潜流立时喷涌而出，自2003年反对征收学费以来最大的学潮，迅速在全德国铺展开来。 一个多月来，游行、罢课、上波恩去与教育部谈判，就连教授们普遍也站到学生的一边。学生人数增加，高校的经费却并未水涨船高，直接冲击的是各级教师的工作 码表。学潮的矛头集中指向博洛尼亚进程（Bologna Process），要求当局全面检讨。

博洛尼亚进程才推行了10年，意在统一欧 洲高校教育标准。而在德国的高校里，博洛尼亚进程更多地被理解为教育标准的英美化──引入三年制学士（Bachelor），以硕士（Master）取代传 统的六年制第一学位文理科硕士（Magister、Diplom）。三年制学士体系规定了每阶段必修的学分数，与旧制度相比，这首先大幅降低了学生的自由 度。谈判中颇受学生拥护的主张之一，即明确要求每周全部的学习时间──包括上课、自修与实习──不得超过39小时，每年须保证6周完整休假，听上去，对于 德国学生，大学教育与其说是全民福利，不如更像劳工负担。

博洛尼亚进程成了众矢之的，教育部正委托10家独立机构对之作评估，学生占着上 风。然而，根本问题真的在于博洛尼亚进程吗？教授批评新学制把大学变成了教育机器，沉重的学业负担并不能提高学习质量，而学生却已经没有足够的课余时间去 学做人了。学制的变革，实质上触及的是对大学理念的理解。

洪堡创立的现代大学制度，在纳粹时代一度掩面西去。二战劫后，德国的大学也曾倾 力重塑着“知识公民”的城堡。这种人文教育理想，文化社会学家尼古劳斯·桑巴特（Nicolaus Sombart）在回忆录中分列为一万本书、三打哲学体系、二千种音乐作品、二万件造型艺术作品、一万条历史数据、五千本传记、二万零一条自然科学知识； 除此外，还包括亲炙大师，与同侪交锋，谈数场优哉悠哉的恋爱。“如此自由，如此毫无拘束，往这使命前行”，在海德堡大学的六年，桑巴特形容作“与世界精神 相会”的岁月。

可2006年联邦拨出的教育经费不到国内生产总值的5%，在经合组织成员国中几乎垫底。学费仅在7个联邦州征收，对大学也 不过杯水车薪。于是莫说亲炙大师，几名教授得牧养数千学生，能在大课上争到座位看清教授的模样就算幸运了。政府舍不得出钱维护知识公民的城堡，学生又将大 学教育视作理所当然的大锅饭。“与世界精神相会”的牧歌就要礼崩乐坏，时代已经在催促着快步滑入博洛尼亚进程了。

博洛尼亚进程其实真不是 个坏方案：与欧洲各国大学互相承认学分，能鼓励年轻的菁英走出母文化的庇护，去探寻更广阔、丰富的世界精神；缩短修读第一学位的时间，起了分流的作用，改 写着30岁才应聘人生第一份全职工作的传统毕业生轨迹；新制施行数年以来，企业也并未对学士毕业生有待遇上的严重歧视。大学不是单行线，与世界市场相会， 未必就要中断世界精神的滋养。变革关头却还在非此即彼的二元论中首鼠两端，单单对博洛尼亚进程作检讨，其实仍未击中德国高校教育的疾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