豆娘

標籤: 兼予

雷陣雨前，有客來訪。



Hufeisen-Azurjungfer，馬蹄鐵-碧藍豆娘。德國常見。

豆娘的身形較蜻蜓輕盈苗條。翅膀展開也只有五公分見寬，不似一些大蜻蜓，翅寬可達十九公分。這一款，大約屬於中文中的細蟌科，多出現在靜水區域，或水流極緩的溝溪。譬如了園東南面的池塘：



豆娘的交配造型好像一顆心：雄豆娘先把精液從腹部末端的生殖器注入腹部前端的交尾器，尾部的攫握器鉗住雌豆娘的頸部。雌豆娘將腹部末端的生殖器朝前彎曲到雄豆娘的交尾器下。頗似雜技。
(圖片來自維基)



雄豆娘交尾時擯棄所有前戲，逮住就行歡。不管人是剛脫殼的青澀少女還是正在水上生育的產婦，沒有任何求偶修養。它大約深知自己及同類的劣根性，所以在雌豆娘產卵的時候，依舊鉗住嬌娘的頸部，奪取戰略制高點，使同類無機可趁，保證產下的蟲卵根正苗紅。
這裡兩對在產卵的豆娘。(圖片來自生態攝影家 Lukas Thiess)



豆娘對水質挑剔，不似蜻蜓，污水渠中也能湊合。看來了園後的水塘雖浮萍滿池蘆葦叢生，卻還不髒。

從百度上讀到，豆娘也是古時江南婦女端午的頭飾：
《清嘉錄》引《唐宋遺紀》雲：“江淮南北，五日釵頭彩勝之制，備極奇巧。凡以繒銷剪制艾葉，或攢繡仙、佛、合、烏、蟲、魚、百獸之形，八寶群花之類。縐紗蜘蛛，綺榖鳳麟，繭虎絨陀，排草蜥蜴，又螳蜘蟬蠍，又葫蘆瓜果，色色逼真。加以幡幢寶蓋，繡球繁纓，鐘鈴百狀，或貫以串，名曰豆娘，不可勝紀。”

時間賦往事以聖光。若干年後，像我這樣晨入園林聽鳥觀花塗鴉博客，大概也會被看作很有情趣。

China-Bashing

標籤: 兼予

兼予 譯

(原文：Spiegelfechter 2008-04-12 China-Bashing)

關於西*藏衝突在政治和社會意義上的討論已高度政治化。大多數人對此事觀點分明：一邊是清一色凶惡猙獰以強權鎮壓和平僧侶的中國人，另一邊是被浪漫地塑造成高貴蠻子的藏人。一邊是萬惡的人/權踐踏者，另一邊是善良非暴力的和尚 — 應該站在哪一邊，自是不言而喻。分析明辨在這兒沒有市場，認知上的不和諧音避尤不及。媒體長期打造的這個形像，使用起來輕車熟路，樂此不疲。對媒體來說，把復雜問題簡單化，然後站到正義那一邊，輕輕松松，何樂不為。流亡藏人和DLLM 的好萊塢戰略更與媒體情投意合協調默契。

真實的西方，它理想化了的自我以及由此引申出衡量他人的道德標准，相去何止千裡萬裡。中國對人/權的侵犯當然應該譴責，只是這並非藏人的特殊待遇，中國人都是受害者。受害的藏人對受害的漢人和平示/威幾天，然後縱火燒毀漢人商店，活活燒死店主，石擊漢人模樣的行人，這是赤裸裸的暴力，沒有任何為之辯護的理由。

沒有哪個國家會容忍這種情況。人們似乎已經忘記了1992年洛杉磯暴*亂，兩萬保安人員和士兵上陣，七千人被捕，53人致死 — 其中一些被保安舉槍擊斃。1996年亞特蘭大奧運，沒有人在火炬接力跑時對美國示/威抗議。

媒體在這裡用“種族滅絕”一詞，是對所有真正種族滅絕受害者的侮辱。素以嚴謹著稱的評論員認為藏人有權反抗是因為漢人文化入侵，則給了德國極右分子趁手的理論依據。(當然藏人的民族主義與納粹又不同，它是那麼的風情萬種詩意無限。) 這樣的論點實際上也暗合中國強硬派的心意，他們本來就一直聲稱，給藏人過多的自治會引發他們的民族主義，進而壓迫西/藏境內的漢人。

正因為此，中國持不同政見者與反政府人士也對西方媒體報導(–中國媒體稱之為反面宣傳)和“自由西/藏”活動分子的行為非常不滿。他們擔心西方媒體的一面之辭和雙方民族主義者的抗議行為將形成相互指責的惡性循環。若是連以批評政府著稱的李大同都對西方媒體的報導反感，那麼它在中國“普通老百姓”中的反響又會如何呢？

西媒的行徑令大多數中國人感到寒心和失望 — 這並非毫無根據。有時西媒帶著有色眼鏡的片面報導會突然轉入赤裸裸的種族主義。本周英國媒體大書特書：“令人作嘔的”，“可怕的”，“機器人般的”，“神秘的”，“落後未開化的”“打手”(全是原文)將遵紀守法高尚尊貴的英倫島變成噩夢般受秘密警察控制的國家，好像擁有最嚴厲的“反恐怖法”和420萬監控攝像頭的英國還不夠“國安”似的。

媒體指向的是十五個中國人，被中國奧委會招來保證倫敦火炬接力跑順利進行。他們的武器配備：一個小黑袋，裡面裝著一只Zippo打火機，以備聖火萬一熄滅時續燃 — 在禁煙運動頗見成效的倫敦也確有必要。


他們穿著運動服，赤手空拳地跟著火炬跑，沒有任何證據表明他們使用了暴力或者做了什麼不得體的事。他們那兩千多個英國同事就完全不同，逮捕了37個示威者，毫不手軟。

這幾個中國人令人發指的罪行在於：他們那有些古怪的模樣，將媒體引入了胡思亂想的歧途。報導中幾乎無一例外地提到“打手”，塞著耳機戴著黑手套，看上去無以名狀地“神秘” — 在雨雪交加的暮冬氣溫下戴手套自然是非同尋常的。在倫敦曾經有個巴西人因為穿戴不合時令外表有些“神秘”而被警察擊斃。這樣看來，這幫中國人運氣還算不錯。

《每日郵報》的一個評論員甚至想入非非地說，這些打手害怕若是火炬被示威者搶走了，作為懲罰他們的器官將會被移植。德國媒體也沒能忍住，加入了恐華嚼舌。《日報》自問：這些“海外中國‘打手’”是誰？，德新社自鳴得意地聲稱，火炬護跑者有著至少一米九的近衛隊身高。

看一看新聞圖片就知道這純屬天方夜譚。在身高一米七三的火炬手 Denise Lewis 身邊，德新社的巨人們實在顯得有些矮小 — 只要能夠聳人聽聞，誰還關心細節問題？ 《圖片報》認為這一切不可思議，打出標題“中國打手保護奧運聖火”，當然它拿不出任何證據來說明，那些“血腥的藍衣中國人”除了略顯神秘之外還干了什麼壞事。

在此我們不要忘記，2007年五月，Friedrich Naumann 自由基金會 — 一個親FDP (德國自由民主黨)並靠納稅人錢運轉的組織 –舉辦的流亡藏人大會上，對奧運前夕抗議行動的計劃進行了協調。德國前“影子外交部長” Wolfgang Gerhard 在會上闡明了主導動機：(原話！) 我們的時刻現在到來了 — 特別因為明年的奧運。
在場的還有美國外交部的一名代表 — “美國新世紀計劃” (PNAC) 成員 Paula Dobriansky，聲名狼藉的美國民主基金會(NED)前副主任。這樣看來，偏巧這個由國家掏錢的“基金會”去資助受托協調相關奧運行動的流亡藏人領導機構，也就不足為奇了。

恐華症超越了黨派流派界限。它在左派陣營也大受歡迎，好像恐伊斯蘭症之於右派陣營。西方政壇舉動(杯葛奧運等等)之虛偽簡直無以復加。

(對待中國的)一個難點是，批判指責 — 即便在個別情況下確實有理有據 — 只會適得其反。 中國的變革已經啟動，對言論和新聞自由的禁錮正緩而不止地松弛，奧運舉辦成功將會加強這一走勢。如果此次奧運會同火炬接力跑一樣慘遭失敗，共/產/黨內反對開放的保守派地位會得到鞏固。要加強(共/產/黨內)寬容勢力，只有通過積極合作的對話，而不是羞辱和以偏概全的批判。西*藏問題也只能通過和平方式解決。驅逐現有居民，改變疆界，給受壓迫者以壓迫他族的機會，這些都只會挑起新一輪的爭鬥，苦難和暴行。

關於自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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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予 譯

(挑燈夜戰，免不了西文腔。這一回，內容重於形式。。。原文在此：Spiegelfechter 2008-0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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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民族都有自決權。他們憑這種權利自由決定他們的政治地位，並自由謀求他們的經濟，社會和文化的發展。”– 這是聯合國公約。然而國際法上至今仍有爭議的是，使用這一自決權利的條件以及是否能夠依此公約取得一定的權益。自決權最先出現在一戰後美國總統 Wodrow Wilson 重建歐洲秩序的“十四點協議”中。協議旨在分割多民族的軸心國，為此允許中歐及東歐的民族建立自己的國家，即便這些新國的疆域與其民族的聚居地並不一定吻合。這樣一來，在拯救歐洲諸國聯邦於土崩瓦解之際，又建立了新的國家體系，其中包括少數民族國家甚至新的多民族國家，譬如南斯拉夫。沒有人去考慮各民族自身如何組國的意願。無論在軸心國割讓地，還是在新國家誕生地，新疆界的劃分都沒有通過人民公投。– 國際法意義上行使民族自決權的首例，沒有體現當地民族的意志，而是服從於戰勝國的法規條令。

這一狀況至今依然沒有多大改變。承認他國民族的自決權，必要時從外交和軍事上予以支持，— 沒有幾個即存國家對此真正感興趣。前蘇聯解體後，最先被承認的是那些曾經得到過公認的國家 — 波羅的海沿岸國家甚至不用拿民族自決權來作理由，它們在被蘇聯吞並前就曾經是疆域分明的主權國家。前蘇聯本體內有“理論”自決權一說。譬如烏克蘭和白俄羅斯就曾是“理論上”獨立的國家，甚至還是聯合國創建國之一。這一事實在建立新秩序(– 分解前蘇聯)時派上了用場，但是這些新共和國卻又都不願承認或割讓新建秩序後產生的境內飛地或少數民族地區。在這個過程中，俄羅斯族人在許多新共和國裡成了少數民族，在部分新建國家中他們也獲得了自治權。

較之前蘇聯更為棘手的是多民族的前南斯拉夫。雖然在解體後各個民族成立了本族國家，但是這些民族的分布沒有清晰的邊界，散落在前南的各個地區，由此引發殘酷的戰爭 — 種族驅趕，種族滅絕，婉稱“種族清洗”。直至今日，那些地區國際法的運用依舊極具爭議，充滿著火藥味。以阿爾巴尼亞族為主的科索沃在西方的支持與北約的軍事保護下單方宣布獨立，而以塞爾維亞族人為主屬於波黑的政治實體塞族共和國卻未能享此殊榮，雖然這兩例的基本條件幾乎完全一致。

讓我們以科索沃為例看看民族自決權的一大矛盾。按照國際法論點，一個國家必須符合三個特征：多數居民(國民)願意建國；地理上可以劃清疆域(國土)，政府穩定並能有效行使權力(國政)。撇開國政不談 (科索沃政府尚無行使主權能力，目前由北約和聯合國輔政)，要定義科索沃的國民和國土就非常棘手。今天科索沃的疆界源於之前塞爾維亞共和國內同名自治省的邊界。居住在科索沃北部大多是塞爾維亞族人，科索沃獨立後他們成了少數民族。一個少數民族自治區一夜之間變成一個國家，其境內包含非主流民族居住的區域。如果科索沃有權要求獨立，為什麼它北部的塞爾維亞人就不可以要求以全民公投來決定他們從科還是從塞呢？

同樣難辦的是中國境內西*藏*地區的獨*立與自治問題。 藏人，同其它有自己文化和聚居地的民族一樣，在道義上當然有權要求自治與自決 。他們擁有國民和絕大多數由藏人居住的國土 — 這在中國是個特例，其它民族自治區裡，漢人占人口多數。按照中國法律，省市如西*藏享有“自治” — 雖然客觀地說他們並沒有獲得真正的自治。 西*藏有別於波羅的海諸國，在國際上從未得到過公認，幫助它從一個專*制極權的政府下獲取自治當然就很困難。藏人的“神王” — 流亡在外的達*賴/喇*嘛 — 只想就自治問題與中國政府進行談判，但其它組織譬如藏+青+會卻更進一步，要求完全獨/立，建立主權國。 然而中國依照國際法毫無疑問地對西*藏擁有主權，“西/藏問題”純從法理上說是中國內政 — 道義上自是另一回事，每個為西+藏爭取自主的人都在理。

可是縱觀德國媒體，你會覺得好像西/藏人是世界上唯一一個被暴力回絕自主要求的民族。媒體有它的游戲規則，不僅在政治上，在傳媒上對分裂主義傾向的支持也會被區別對待。在他的文章“不是你！你！！”中，身為和平運動積極分子的作者 Uri Avnery 指出了下列區分標准：

• 這個謀求獨立的民族是否擁有一個異國情調的文化？
• 這個民族是否有吸引力，即它的立場從媒體角度來看是否“性感”？
• 獨立鬥爭的領袖是否極具魅力並為媒體所青睞？
• 鎮壓鬥爭的政府是否為媒體所憎恨？
• 鎮壓鬥爭的政府是否親美？
• 衝突中是否也有經濟因素？
• 受壓迫的民族是否有具天分的代言人，能夠吸引注意力並操縱媒體？

用這個標准去衡量各個獨立運動，德國媒體和大眾對之興趣的濃淡就很容易解釋了。身著橙色僧袍，擁有異國神秘宗教文化以及魅力型達賴喇嘛的西*藏人可以得到高分，中國人便是完美的“壞蛋”。 而基本前提與藏族人幾乎一致的維吾爾族人，在這一興趣刻度表上得分明顯低得多。他們沒有魅力領袖，既不“性感”又不“時尚”，不住在風景如畫的喜馬拉雅山上，而是在荒蕪蕭索的中亞塔克拉馬干沙漠旁。更糟糕的一點，他們是穆斯林 — 對西方媒體和政治利益來說，這是對維族人不加關心再充分沒有的理由。明星和英雄人物不是他們(維人)這個樣。

維族人好歹還有個“夠格的”對手，其它民族就沒那麼幸運，他們的“對手”都很招人愛– 巴斯克人和科西嘉人不用指望國際上會有什麼支持，西班牙和法國是公認可愛的民*主國家。西/藏這會兒盡人皆知，可是誰會去為車臣，西撒哈拉，塞族共和國，庫德斯坦和東突示威呢？ 有多少人知道納西切宛(位於阿塞拜疆)，卡拉卡爾帕克斯坦或者加告茲？

誠然，所選擇的運動方式也舉足輕重 — 達/賴/喇/嘛的非暴力反抗得到普遍的支持，謀害暗殺波及無辜則會引起反感。媒體非常清楚西方人典型敵我分明的主觀思路，在拉*薩一事報導上模糊其辭，讓人難以辨別那到底是一場歹徒暴*亂還是中國駐軍鎮壓和平示威者。事實真相也許是兩者的組合，媒體作為中立的信息掮客本該加以點明。但是它們距離中立之遠在其遣詞造句上即可一目了然：抵抗力量若是“壞人”便稱之為是恐怖分子，如果這場惡鬥中正反方界限模糊，恐怖分子就會被加上雙引號或被稱為參加暴動者，抵抗力量成員。 真正的恐怖分子如今幾乎只有去以色列找，– 一個剝奪著巴勒斯坦人自決權同時還能扮成受害者的國家。

如果反抗者在西方主觀意識中屬於“好人”，他們甚至可以升級為自由戰士。主觀意識的轉變在美伊戰爭的報導中可見一斑 — 從前的恐怖分子漸漸獲得了雙引號，時下他們越來越多地被稱為抵抗力量成員，極左媒體甚至已稱他們為自由戰士 — 這個稱號在主流媒體上至今只有北伊拉克的庫德人得到了，當然他們也已擁有了高度的自治。

客觀地看，分辨各個種族自決要求的合理性幾乎是不可能的。按照國際法，大多數民族無權要求並實現自決。道義上你不能剝奪任何一個民族要求自決的權利。如何取得自治或獨/立，對幾乎所有民族來說，這都不是一個國際問題，而是一個國內問題，需要通過自治區和政府代表談判來解決。西方國家在科索沃一事上插手支持了分裂勢力，他們不能說這是個特例，沒有像征性質。塞族共和國會理所當然地把科索沃獨立作為榜樣，而爭取脫離波斯尼亞，西方此時若用雙重標准來衡量顯然不公平。承認科索沃的主權一事，西方很有可能打開了潘朵拉的盒子。.

即便獨/立主權對所有向往此事的民族來說是值得追求的，我們也不能否認，主權國建立的同時，幾乎總會引起新的民族衝突。科索沃北部的塞爾維亞人同科索沃的阿爾巴尼亞人一樣有要求自*主的權利。西/藏若獲得獨立，西/藏地區其它少數民族也同樣可以要求獨+立自治。其後果就是國家精微化。 看看非洲的榜樣，那裡的國界由1884年柏林剛果會議任意劃定 — 在主權國內獲得深度的自治是更好的出路。在歐洲，國家主權已越來越多地轉交給超國界機構，在歐盟內要求獨/立自主已經與時代格格不入。雖然目前，歐盟國家如何對待它作為聯邦成員的身份或者保持部分自治依舊重要，各種機構的互聯會使這些問題也逐漸失去意義。

不管西方如何暗示，藏人和維人短時期內不必抱什麼希望。長遠看來，中長期裡這兩個民族的高度自治無可避免。希望對參與者來說，這條路不會太血腥。

中国及其达*赖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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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予 譯

(原文在此 2008年3月26日 Spiegelfechter )

“西方”記者被“請”出動亂地區西/藏以後，很少有新消息透露到外界，歐盟政府卻已開始升級外交衝突。默克爾，布朗和薩科奇用甚至有些強硬的口氣要求中國政府與達*賴*喇嘛進行對話，大不列顛和波蘭准備邀請達*賴 會談，德國和法國內閣也有這個打算。讓長期拒絕交流的敵對雙方坐下來談話當然是件很理想的事 -- 什麼時候這個要求也能向紛爭不休的伊美雙方提出來呢？ --，歐洲人生硬的話語是不是會促成中國人和談的決心，這還是個問題。


要理解西/藏危機，首先必須研究衝突雙方的心態，戰略形勢和衝突的文化意義，然後才能提出不是去安慰西人良心，而是有益於藏，漢(還有常被忽略的)維吾爾人的建議。中國非常自尊與自信，價值觀有時甚至與西方“高鼻子” -- 在中國人意識中依然是野蠻人 -- 所謂“基本價值”背道而馳。

中國在它漫長的歷史上既不曾有過自*由/民*主的社會制度，也沒有出現過這一思想的先驅。嚴格地說，中國也不是一個共產主義國家 -- 它是一個在一黨極權專制下計劃經濟與放縱無度的曼切斯特資本主義結合產生的混合體。 如果西方人想要告訴中國人，富裕生活只有隨著民*主體制方能到來，那麼，中國人只要看看過去幾年的宏觀經濟指數就能駁倒這一成見。 只有極少數中國人對政治改革感興趣，爭取普適人*權的也僅僅是為數不多的一些知識分子。西方體制的道德優越性在中國人看來，客氣地說是令人費解 -- 看看當今西方政治中，表裡不一與日俱增，中國人這樣看就不足為奇了。


對於異族文化，中國人的態度說好聽些是有所保留，說難聽些是驕傲自大。在中國文化中，“臉面”至關重要。如果一個“高鼻子”譴責中國違犯了“高鼻子”訂下的規則，那麼不僅僅是中國人民，它的整個文化和國家都會感到臉面喪盡。至於西人失禮的背景和原因在這時已無關緊要。當然這並不是說，西方人由此失去了任何提醒中國人注意人%權的合法權利，但是此舉的形式和方法至關重要。

讓中國來舉辦奧運會是一步戰略好棋，它能讓中國政府和人民進一步了解西方價值觀。這樣一樁帶來成千上萬游客的盛事，使中國在得以展示自身(經濟)現代化的同時，也向世界敞開。可以預料，這場奧運會將有助於中國開放社會風氣，-- (西方)既不必動用文化沙文主義又不必宣揚“道德優越性”。 因為少數民族地區的具體事件，和中國對待少數民族的總體態度而剝奪中國這個開放的機會，是有百弊而無一利，對那些少數民族也沒有絲毫幫助。


毋庸置疑，中國壓制這些地區自身文化和宗教的發展，侵犯他們(以及全中國的)人*權。這種行為應該被嚴厲譴責，不僅因為西方人觀點如此，而是因為人*權普適天下。西方也不應該學鴕鳥把頭鑽進沙裡，在這一點上對中國聽之任之。但是值得考慮的是，對此事(推廣人*權)的進展，哪些方法有利，哪些無益。

鑒於西方和中國大規模的貿易交往，經濟制裁是一種可能性 -- 只不過這一招不僅無益還其害無窮。 侵犯知識產權這一項可以對中國進行索賠 -- 一來這是一條全世界公認的貿易守則，二來侵權有物為證。但是要求尊重中國領土上少數民族的人*權和文化宗教自治權，卻是干涉國家內政，這是世界上任何一個真正的主權國家都不會允許的。舉個例子，這就好比阿拉伯國家對德國進行制裁，因為他們覺得德國穆斯林人的宗教平等權利受到了侵害。


如果西方真正徹底地貫徹“人*權普適，尊重人*權是國際交往不可或缺的前提”，那麼他們就必須對中國進行經濟制裁，即便這一招一無可取。與此同時，制裁的對像也要包括美國這樣將刑訊逼供列為合法的國家。這一點當然行不通，於是這類義正辭嚴的要求就逃不過被軟化瓦解的命運。世界並不如西方人所願，不是所有改變世界的螺絲釘都能夠得著，即便夠著了也不一定都有用。不清楚這一點，而一味地要求“總得作些什麼”，那至多安慰一下自己的良心，對專制極權的文化沙文主義下被虐待的受害者--那些我們聲稱要幫助的對像，卻無濟於事。


對中國的藏族，維族和政府反對派來說，西方任何加快中國開放的行動都是幫助。有史為鑒，當一個國家在經濟上文化上對外開放，就會逐漸吸收普適價值觀。 中國越開放，中國政壇上“共產一線骨干”就會越早被思想開放的年輕一輩替換。在後者的管理下，言論自*由將成為可能，普遍行為准則譬如人*權，也將受到尊重。當然，這不是一天兩天的事，正如老子所說，“千里之行，始於足下”。

在西/藏這一特殊情況下，西方政治家們的激進要求甚至會起到雙倍的負面影響。達*賴*喇嘛是藏人宗*教領袖，同時無疑也是西/藏少數民族政治上得體的代表。他宣傳無暴力原則，制定現實的目標，不拒絕同北京進行建設性對話。北京在對話一事上的表現卻不可思議地高傲。過去二十年裡，。達*賴*喇嘛的方針沒有為西/藏人帶來任何明顯的好處。相反，隨著經濟迅猛發展以及對資本主義的開放，越來越多的中國商人進入西/藏地區，藏人和入藏漢人之間的經濟差距越拉越大，藏族文化越來越被排斥。


憤怒的年輕藏人下定決心把2008奧運年作為他們反抗的一年。對他們來說，達*賴*喇嘛雖然依舊是文化宗教首領，他的政治影響卻已日趨薄弱。 年輕藏人，以及他們自己的組織“XZ青年/大會”，比達*賴激進得多，敢做敢為 -- 他們的目標和手段已經不同於達*賴。在上周暴力示威 -- 在局部地區甚至已發展成暴*亂--的隊伍裡，不僅僅有憤怒的年輕人，也有西/藏的僧侶。

暴*亂領頭者能贏得的國際反/共支持越大，從溫和轉向極端的藏人就會越多。西方的呼聲越響，杯葛奧運的陣勢越大，極端分子的勢力就會越強，相應的，達*賴*喇嘛的溫和派也會越弱。 然而西方將只會停留在口頭譴責上，絕不會以行動支持藏/獨極端分子挑戰北京。所以藏人的“勝利”只是一種假像，失敗的種子早已埋下。藏人每一步朝向極端的發展，每一次暴力，都將減少漢藏和談的可能性。也許西方政要真應該和，達*賴*喇嘛會談，聽聽他的意見，應該以何種行動來支持他的路線。 當然，也許西方真正感興趣的並不是入西/藏人，而是如何有序地削弱遠東一個強勁的對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