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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沒有鏡，朋友是鏡，如果我温柔地笑，因為有人跟我温柔地笑。
The world is everything that is the case. - Wittgenste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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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明小丑．曾特首與《蝙蝠俠》博弈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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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電影好評如潮，但不少觀眾忽視了劇本的社會科學理論，簡化了最終一幕的含義，也不留神居安思危的關連。電影講述小丑在兩艘載滿疏散乘客的渡輪埋下炸藥，其中一艘載著囚犯，另一艘載著社會賢達。小丑把引爆炸藥的遙控器交予雙方，聲稱這是引爆對船的機器，警告必須有一船炸毀，又說假如半小時後兩船都不按鈕，他就自行按，希望證明人性醜惡。這是博弈論「囚徒博弈」(Prisoner's Dilemma)的變種﹕雙方都不知對方行動，也就是在信息不公開下博弈。假如他們以1為生存或有利，0為死亡或無利，兩船乘客的選擇，理應都是在對方按鈕前先按(見局1)。
到最後，雙方都沒有按，不少觀眾認為這代表「人性光輝」。但其實賢達船以民主法則(投票)為機制，已以2/3多數通過按鈕；囚犯船以叢林法則為機制，也出現了惡囚徒將自行搶去遙控的局面。換言之小丑對人性的計算，原來並沒有錯。問題是，為何乘客相信手中的遙控真的炸掉對船而非自己的船？
民主法則Vs.叢林法則
小丑的「權威」建立在對原制度的顛覆；兩批乘客上船，就是因為小丑警告炸掉大橋，政府才安排市民坐船逃走。加上劇情交代，小丑之前逼蝙蝠俠拯救好友與前女友其一，最終死去的卻還是要救的人。兩船乘客身在危機，正是源自小丑破壞規則，因此必然有人相信，按鈕其實是炸掉自己的船，因那樣更能達到反諷人性的效果(見局2)。
可是此一陰謀推論，在民主機制難以迅速有共識，因此賢達船以民主方式決定不按鈕的機會甚少。囚犯船領袖則較懂犯罪心理，說同船的人不懂怎樣求生，相信自己不按鈕、對方按鈕，才有生存希望，於是通過叢林法則搶去遙控器拋下海；假如他的計算精準，賢達船就會爆炸。但問題又出現了，因為另一船的民主法則有定論後，卻無人執行按鈕決定。重視虛名的社會賢達希望既能生存、又不染血，多了一重考慮。於是在局3，我們回到賢達船內個人層面的博弈，假定每一個「我」都同樣追求生命(1)與名聲(1)(即共2分)，他們都想在通牒屆滿時，有另一人搶出來按鈕，自己毋須行動。結果是通牒屆滿卻沒人出來按。
上述計算可出現大量其他方程再加修補，但無論如何，小丑計算錯誤，基本在於(1)他的信息公信力被叢林法則勝利者質疑；(2)民主法則的執行力並非完美，個人博弈計算影響了集體決定；(3)世上有改變棋局的蝙蝠俠，否則小丑依然可引爆一船。關於引用博弈論解釋《蝙蝠俠》，英國學術博客Michael A. Allen有詳細文章，立論和本文頗不同，認為不少乘客重視道德高於生命，也沒有分辨叢林和民主法則，但論證過程嚴謹，值得討論。
昆明爆炸 策動者設博弈局
說回昆明爆炸，策劃者明顯也要設局，但並非直接和政府博弈，不止希望中國烽煙四起，更要鼓舞各地對政權不滿的人行動，從而為中國在國際組織外，增加新的本土博弈對手，包括在香港；這些新對手不但要和中央博弈，也要和地方領袖博弈。試想在正常氣氛，要是香港發生銀行炸彈劫案，社會不會驚訝；但在奧運馬術舉行期間，任何異樣，包括疆 獨示威和詐彈恐嚇，都會被算作政府保護奧運不力。9/11後曾出現自稱「香港拉登」的人聲稱在超市下毒，全沒效果；但在未來1月，對民望一瀉千里的政府，一切都可以顯得有違「辦好馬術」的重託，哪怕只是在人山人海但保安兒戲的書展，發現在《國際政治夢工場II》旁，出現疑似恐怖分子。好了，假如小丑襲港，特首會怎樣？
中文大學亞太研究所研究助理教授 沈旭暉
原載: 明報
奧運前夕昆明巴士連環爆炸，手法似仿效前期蓋達，卻又不像國際組織所為。真正專業的，要麼在遙遠的省份輪番襲擊，要麼在同一地方真正real-time放炸彈，似不會產生1小時真空。假如策劃者不具備規模，卻希望製造恐慌來誘惑國內同道中人仿效，也就是在設計一場博弈。這教人想起上映中的《蝙蝠俠黑夜之神》的天才罪犯「小丑」。
這電影好評如潮，但不少觀眾忽視了劇本的社會科學理論，簡化了最終一幕的含義，也不留神居安思危的關連。電影講述小丑在兩艘載滿疏散乘客的渡輪埋下炸藥，其中一艘載著囚犯，另一艘載著社會賢達。小丑把引爆炸藥的遙控器交予雙方，聲稱這是引爆對船的機器，警告必須有一船炸毀，又說假如半小時後兩船都不按鈕，他就自行按，希望證明人性醜惡。這是博弈論「囚徒博弈」(Prisoner's Dilemma)的變種﹕雙方都不知對方行動，也就是在信息不公開下博弈。假如他們以1為生存或有利，0為死亡或無利，兩船乘客的選擇，理應都是在對方按鈕前先按(見局1)。
到最後，雙方都沒有按，不少觀眾認為這代表「人性光輝」。但其實賢達船以民主法則(投票)為機制，已以2/3多數通過按鈕；囚犯船以叢林法則為機制，也出現了惡囚徒將自行搶去遙控的局面。換言之小丑對人性的計算，原來並沒有錯。問題是，為何乘客相信手中的遙控真的炸掉對船而非自己的船？
民主法則Vs.叢林法則
小丑的「權威」建立在對原制度的顛覆；兩批乘客上船，就是因為小丑警告炸掉大橋，政府才安排市民坐船逃走。加上劇情交代，小丑之前逼蝙蝠俠拯救好友與前女友其一，最終死去的卻還是要救的人。兩船乘客身在危機，正是源自小丑破壞規則，因此必然有人相信，按鈕其實是炸掉自己的船，因那樣更能達到反諷人性的效果(見局2)。
可是此一陰謀推論，在民主機制難以迅速有共識，因此賢達船以民主方式決定不按鈕的機會甚少。囚犯船領袖則較懂犯罪心理，說同船的人不懂怎樣求生，相信自己不按鈕、對方按鈕，才有生存希望，於是通過叢林法則搶去遙控器拋下海；假如他的計算精準，賢達船就會爆炸。但問題又出現了，因為另一船的民主法則有定論後，卻無人執行按鈕決定。重視虛名的社會賢達希望既能生存、又不染血，多了一重考慮。於是在局3，我們回到賢達船內個人層面的博弈，假定每一個「我」都同樣追求生命(1)與名聲(1)(即共2分)，他們都想在通牒屆滿時，有另一人搶出來按鈕，自己毋須行動。結果是通牒屆滿卻沒人出來按。
上述計算可出現大量其他方程再加修補，但無論如何，小丑計算錯誤，基本在於(1)他的信息公信力被叢林法則勝利者質疑；(2)民主法則的執行力並非完美，個人博弈計算影響了集體決定；(3)世上有改變棋局的蝙蝠俠，否則小丑依然可引爆一船。關於引用博弈論解釋《蝙蝠俠》，英國學術博客Michael A. Allen有詳細文章，立論和本文頗不同，認為不少乘客重視道德高於生命，也沒有分辨叢林和民主法則，但論證過程嚴謹，值得討論。
昆明爆炸 策動者設博弈局
說回昆明爆炸，策劃者明顯也要設局，但並非直接和政府博弈，不止希望中國烽煙四起，更要鼓舞各地對政權不滿的人行動，從而為中國在國際組織外，增加新的本土博弈對手，包括在香港；這些新對手不但要和中央博弈，也要和地方領袖博弈。試想在正常氣氛，要是香港發生銀行炸彈劫案，社會不會驚訝；但在奧運馬術舉行期間，任何異樣，包括疆 獨示威和詐彈恐嚇，都會被算作政府保護奧運不力。9/11後曾出現自稱「香港拉登」的人聲稱在超市下毒，全沒效果；但在未來1月，對民望一瀉千里的政府，一切都可以顯得有違「辦好馬術」的重託，哪怕只是在人山人海但保安兒戲的書展，發現在《國際政治夢工場II》旁，出現疑似恐怖分子。好了，假如小丑襲港，特首會怎樣？
中文大學亞太研究所研究助理教授 沈旭暉
[轉載] 希望之人——記與陸鏗最後十年的交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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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專訊】唐德剛先生記陸鏗先生的文章裏，說他沒有「生朋友」，第一次見面，就像是二十年的老朋友。
我也可以印證這句話的一半。
生朋友
一九九六年，我離開時報出版公司，自行創業。
不久，有朋友轉告，說陸鏗先生在誇讚我，講我離開時報很可惜等等。之後，又有兩三位朋友這麼說。
我有些納悶。搜尋記憶，還在時報任內的時候，確實和鏗老見過一面。有天他在一位朋友的陪伴下來辦公室小聊過一次。也就如此而已，連餐敘都未曾有過。雖然久仰鏗老的大名，但是以一個一直在做出版，和報紙與新聞界隔了一層的人來說，對他的「豐功偉業」認識不足，留下的記憶也不多。
鏗老對這個只見了一面的後生晚輩，卻如何留下什麼印象，要四處誇讚他呢？我很好奇。
和鏗老第二次見面，是在一個書畫展上不期而遇。我看到他，過去為他的諸多鼓勵而道謝。鏗老也沒特別說什麼，只記得他握我的手很緊。
第三次見面，是去參加他的八十壽宴。那天各方高朋雲集，甚至有許多貴賓從海外專程趕來。鏗老神采奕奕地裏外招呼，看到我熱情地歡迎之外，一定要親自帶我去余紀忠先生那一桌（同桌還有林行止伉儷）打招呼，大聲地跟余先生說：「紀忠老大哥，我帶明義來看你了！」
當晚慶壽節目熱鬧，賓主盡歡，只是我另外有約，要提早離開。我去跟鏗老道別，沒想到他堅持離席送我，還要親自推輪椅到樓下。推辭不得。
那天晚上之後，我不再好奇鏗老為什麼要待我如此熱情，也從沒再問過他這個問題。反正他要如此交朋友，我就如此交他這個朋友即是，多言不必。
說這段經過，也是想印證鏗老能和初相識的人，就有二十年交情的神奇魔力。只是我自己魯鈍不堪，要到第三次見面，才後知後覺地有所體會。
所以說，這個印證只有一半。
大記者
鏗老自謂「新聞第一，女人第二」。
我和鏗老交往，是在他人生最後的十年之中，無緣見識他盛年時期快人豪語的意氣風發。但也因為目睹這十年他逐漸衰老的過程，所以對他自的另一句「無負平生」，更深有感受。
「新聞第一，女人第二，無負平生」，這十二個字濃縮起來，其實就是一個字：「真」。
「真」是一個我自己也心嚮往之的境界，但是反省起來，這麼多年努力而為，充其量只能在直率與魯莽之間擺盪，就知道鏗老的「真」有多麼難能可貴。
二○○○年左右，鏗老興地來找我，說他和馬西屏合寫一本《別鬧了，登輝先生》，應該可以暢銷，想交我出版。
我相信這本書可以賣得很好，但因為一向不出版和當前台灣政治人物及議題相關的書，所以看他那麼興奮與好心，一時不知應該如何婉卻才得體。沒想到才一開口，鏗老馬上說他明白了。不但明白，他表達的方式又可以讓彼此舒坦，不留尷尬，其中除了人情通達之外，根本還在於他的真誠。
再過兩年，我聽鏗老多次提起在他九十歲之前，想回內地辦一份報紙的念頭，就問他要不要試試在網路上辦個報。這好像比較容易手。
鏗老說好。
我問他那報紙要起個什麼名。鏗老說，「就叫《希望報》！」
這樣，我幫他登記了一個網址www.dailywehope.com，也和他討論可以如何進行。後來，這個計劃雖然沒能啟動，但他談起如何動員海內外各種資源，編出一份全球華人的「希望之報」的熱情，則不能忘記。
到了二○○四年，儘管鏗老已經八十四高齡，狀態比前幾年又差了一些，但他又提起想寫一本有關記者之書。於是他努力準備材料，每天早上九點鐘準時來我們辦公室來整理、寫作，寫好之後再一起討論、修潤。這樣，我們後來出版了《大記者三章》。「記者只有一種，要當記者，也只能當一種記者──大記者。」鏗老破題，也是總結的這句話，事實上也只有他能說得出來。
司馬文武為《陸鏗回憶與懺悔錄》寫的序中說，「不論大陸或台灣，都看不到專業記者的典型，記者缺乏職業尊嚴，找不到真正以新聞工作為終身職志的資深記者。尤其是對兩岸的政治，都能保持密切的關心，而且思想仍能趕上時代，頭腦仍然清楚的，看來看去，只有陸鏗。」我很榮幸在鏗老人生的最後階段，有機會見識到一個在自己體力、精神都在日走下坡的限制下，仍然奮力不懈，始終如一的「大記者」。
訣別
二○○五年四月，鏗老伉儷從舊金山來台北。抵達不久，摔了一跤，住進醫院。
那一跤摔得不輕。除了撞到頭之外，醫院說有病毒侵入腦膜，所以在醫院裏住了好長一段時間。我去看他的時候，他在上大叫一聲，熱情歡迎。陸夫人崔蓉芝私下跟我說，最近他已經不太認得人了，看到我還能認出來很難得。
那天鏗老精神很好，和我談了很久。還一起拍了好幾張照片。因為接下來兩個星期，我要去內地出差，所以臨別的時候，鏗老堅持要親自送別，一路送到電梯口。我一方面為他那天精神之好而感到高興，但另一方面心底也有些不安，隱約總有一點不祥之感。因而特別又把他送出來的經過，用手機錄影下來。
我去大陸出差後，打了幾次電話回來問陸夫人情。她說都很好，要我放心。但是等回到台北再去看鏗老，這次他認不得我了。鏗老正式成為「阿滋海默症」患者。而從表面意識的有無而言，上次他堅持送我到醫院電梯口的那段路，的確是和我的一次「訣別」了。
後來幾年，鏗老伉儷回來的時候，我還是會帶家人去和他一聚。一方面總想多見他一面，另一方面看他只能慣性地維持表面上的禮貌，大感不忍。
這樣，當上個星期天，我在北京接到陸夫人的消息，說鏗老於美國時間六月二十一日下午七點零五分過世的消息，雖然是個衝擊，但立即的反應，卻是覺得這樣也好，對鏗老是一種解脫。這個連素昧平生的人相見，都可以馬上有二十年交情的人，被局限到一個有二十年交情都成了素昧平生的肉體框架裏，潛意識裏，他想必覺得狼狽不堪。現在他終於可以告別這個框架，應該是一種輕鬆。
我這種感受持續沒多久。二十四日回到台北，得知二十六日鏗老要在美國舉行告別式並火化的時候，傷感之情又湧了上來。再怎麼說，現在才是他的肉體要離開這個世界的時候，今後才是永別。我想再見他最後一面，於是帶了他的兩本書，搭上二十五日飛舊金山的班機。
遺憾
在途上，看鏗老的書，我知道自己也至少有一件事情要對鏗老懺悔。
從一九八九年起，我原來每年都至少來美國一趟，參加書展，或是談版權之類的。二○○一年之後，因為對布殊總統的中東政策不以為然，我給自己設了一個小小的立場，就是在布殊任內，我不去美國。
飛機橫越太平洋的上空，我在聚光燈下讀鏗老的書，他的豪情快語躍然紙上。那個每次見面，總要誇張地雙手自上而下，猛地一撲似地握住你雙手的人，就在眼前。我不由得想到，怎麼沒趁他還健在的時候，突然造訪舊金山，給他一個大大的驚喜呢？他如果看到我不約而至，忽然出現在他面前，不知道要發出多麼聲震屋瓦的大叫！過去這些念頭不是沒曾有過，但總是因為布殊而堅持的那個「立場」而打消。真是哪門子的什麼「立場」。和能夠帶給朋友的驚喜與快樂相比，那點「立場」有什麼價值！朋友在的時候，不設法與他歡聚，到了他走了，才想到要匆匆趕去給他行禮送終，多大的遺憾！
永生
在夾雜懊惱和淒然的心情中，我到了舊金山。
當晚陸夫人崔蓉芝來看我，並送來兩封她整理遺物時找出來，我和鏗老之間的來往通信，當作紀念。她特別提醒我，他六年前寫的這封信裏，就很準確地說自己到九十歲一定要封筆，而今果然一語成讖。
鏗老那封信，曾經傳真給我過。當晚回房後，重讀一遍原件，然後在十二點左右感到倦意襲來。這個時間入睡，正好可以養足精神參加明早的告別式。
出外旅行，我一向沒有時差或認等問題。但那天晚上睡到半夜，卻就是醒了。聽到房間裏，出現一些必必剝剝的聲響。開始不以為意，等聲音出現得愈來愈密，不覺毛然。開燈，才兩點半鐘。那就乾脆繼續看鏗老的書吧。反正我也要為告別式上的致辭再回味一些事情。
我讀了沒一會兒，突然想到，這些聲音會不會是鏗老在表達歡迎之意啊。他那麼熱情的人，知道我來看他，弄出些動靜來表示表示，也不是沒道理啊。這麼一想之後，我的書就一路讀得很順，而屋裏的動靜，也就不怎麼出現了。替而代之的，則是我自己讀到一些段落的哈哈大笑之聲——尤其是看到蕭乾和胡菊人兩位為他的風流帳而給他評語的段落。
我一宿未睡。兩本書也都終於再次翻閱過一遍。
永生是什麼？你能讓別人想得起你，願意想起你，想起你的時候總會覺得溫暖、快樂，就是永生了。
這麼說，鏗老是永生的。
不止如此，他信仰基督，我相信他現在一定在天國了。大家都說天國是一個喜樂但是寧靜的地方。鏗老，則想必會使天國成為一個喜樂，但是也很熱情的地方。
希望地圖
這次來美國的路上，我還想起近半年來在忙的另一件事情，其實也和鏗老有關。
從今年二月起，我一路在忙《我們的希望地圖》。參加告別式的時候，才想起我們曾經一起籌劃過的《希望報》。
鏗老一生四分之一的時間在牢裏度過，但他在牢裏能抱馬桶華爾滋自得其樂，出牢之後能「氣宇軒昂，精神充沛，衣著時新」，不讓牢獄歲月在自己身上留下任何痕，真是把「希望」具象化的代表人物。
告別式後，在搭晚班飛機的空檔之間，我去了鏗老家一趟。看看晚年陸夫人照顧他起居的這個環境，我能想到的是，《希望報》當年沒能啟動，我會努力做好《我們的希望地圖》，當作給鏗老的一個紀念。
（小標題為編輯所加）
作者簡介
被譽為台灣出版界奇才，現任大塊文化董事長，創辦之「網路與書」出版了陸鏗的《大記者三章》。
[文／郝明義]
希望之人——記與陸鏗最後十年的交往
文章日期：2008年7月13日
[文／郝明義]
這個連素昧平生的人相見，都可以馬上有二十年交情的人，被局限到一個有二十年交情都成了素昧平生的肉體框架裏，潛意識裏，他想必覺得狼狽不堪。
【明報專訊】唐德剛先生記陸鏗先生的文章裏，說他沒有「生朋友」，第一次見面，就像是二十年的老朋友。
我也可以印證這句話的一半。
生朋友
一九九六年，我離開時報出版公司，自行創業。
不久，有朋友轉告，說陸鏗先生在誇讚我，講我離開時報很可惜等等。之後，又有兩三位朋友這麼說。
我有些納悶。搜尋記憶，還在時報任內的時候，確實和鏗老見過一面。有天他在一位朋友的陪伴下來辦公室小聊過一次。也就如此而已，連餐敘都未曾有過。雖然久仰鏗老的大名，但是以一個一直在做出版，和報紙與新聞界隔了一層的人來說，對他的「豐功偉業」認識不足，留下的記憶也不多。
鏗老對這個只見了一面的後生晚輩，卻如何留下什麼印象，要四處誇讚他呢？我很好奇。
和鏗老第二次見面，是在一個書畫展上不期而遇。我看到他，過去為他的諸多鼓勵而道謝。鏗老也沒特別說什麼，只記得他握我的手很緊。
第三次見面，是去參加他的八十壽宴。那天各方高朋雲集，甚至有許多貴賓從海外專程趕來。鏗老神采奕奕地裏外招呼，看到我熱情地歡迎之外，一定要親自帶我去余紀忠先生那一桌（同桌還有林行止伉儷）打招呼，大聲地跟余先生說：「紀忠老大哥，我帶明義來看你了！」
當晚慶壽節目熱鬧，賓主盡歡，只是我另外有約，要提早離開。我去跟鏗老道別，沒想到他堅持離席送我，還要親自推輪椅到樓下。推辭不得。
那天晚上之後，我不再好奇鏗老為什麼要待我如此熱情，也從沒再問過他這個問題。反正他要如此交朋友，我就如此交他這個朋友即是，多言不必。
說這段經過，也是想印證鏗老能和初相識的人，就有二十年交情的神奇魔力。只是我自己魯鈍不堪，要到第三次見面，才後知後覺地有所體會。
所以說，這個印證只有一半。
大記者
鏗老自謂「新聞第一，女人第二」。
我和鏗老交往，是在他人生最後的十年之中，無緣見識他盛年時期快人豪語的意氣風發。但也因為目睹這十年他逐漸衰老的過程，所以對他自的另一句「無負平生」，更深有感受。
「新聞第一，女人第二，無負平生」，這十二個字濃縮起來，其實就是一個字：「真」。
「真」是一個我自己也心嚮往之的境界，但是反省起來，這麼多年努力而為，充其量只能在直率與魯莽之間擺盪，就知道鏗老的「真」有多麼難能可貴。
二○○○年左右，鏗老興地來找我，說他和馬西屏合寫一本《別鬧了，登輝先生》，應該可以暢銷，想交我出版。
我相信這本書可以賣得很好，但因為一向不出版和當前台灣政治人物及議題相關的書，所以看他那麼興奮與好心，一時不知應該如何婉卻才得體。沒想到才一開口，鏗老馬上說他明白了。不但明白，他表達的方式又可以讓彼此舒坦，不留尷尬，其中除了人情通達之外，根本還在於他的真誠。
再過兩年，我聽鏗老多次提起在他九十歲之前，想回內地辦一份報紙的念頭，就問他要不要試試在網路上辦個報。這好像比較容易手。
鏗老說好。
我問他那報紙要起個什麼名。鏗老說，「就叫《希望報》！」
這樣，我幫他登記了一個網址www.dailywehope.com，也和他討論可以如何進行。後來，這個計劃雖然沒能啟動，但他談起如何動員海內外各種資源，編出一份全球華人的「希望之報」的熱情，則不能忘記。
到了二○○四年，儘管鏗老已經八十四高齡，狀態比前幾年又差了一些，但他又提起想寫一本有關記者之書。於是他努力準備材料，每天早上九點鐘準時來我們辦公室來整理、寫作，寫好之後再一起討論、修潤。這樣，我們後來出版了《大記者三章》。「記者只有一種，要當記者，也只能當一種記者──大記者。」鏗老破題，也是總結的這句話，事實上也只有他能說得出來。
司馬文武為《陸鏗回憶與懺悔錄》寫的序中說，「不論大陸或台灣，都看不到專業記者的典型，記者缺乏職業尊嚴，找不到真正以新聞工作為終身職志的資深記者。尤其是對兩岸的政治，都能保持密切的關心，而且思想仍能趕上時代，頭腦仍然清楚的，看來看去，只有陸鏗。」我很榮幸在鏗老人生的最後階段，有機會見識到一個在自己體力、精神都在日走下坡的限制下，仍然奮力不懈，始終如一的「大記者」。
訣別
二○○五年四月，鏗老伉儷從舊金山來台北。抵達不久，摔了一跤，住進醫院。
那一跤摔得不輕。除了撞到頭之外，醫院說有病毒侵入腦膜，所以在醫院裏住了好長一段時間。我去看他的時候，他在上大叫一聲，熱情歡迎。陸夫人崔蓉芝私下跟我說，最近他已經不太認得人了，看到我還能認出來很難得。
那天鏗老精神很好，和我談了很久。還一起拍了好幾張照片。因為接下來兩個星期，我要去內地出差，所以臨別的時候，鏗老堅持要親自送別，一路送到電梯口。我一方面為他那天精神之好而感到高興，但另一方面心底也有些不安，隱約總有一點不祥之感。因而特別又把他送出來的經過，用手機錄影下來。
我去大陸出差後，打了幾次電話回來問陸夫人情。她說都很好，要我放心。但是等回到台北再去看鏗老，這次他認不得我了。鏗老正式成為「阿滋海默症」患者。而從表面意識的有無而言，上次他堅持送我到醫院電梯口的那段路，的確是和我的一次「訣別」了。
後來幾年，鏗老伉儷回來的時候，我還是會帶家人去和他一聚。一方面總想多見他一面，另一方面看他只能慣性地維持表面上的禮貌，大感不忍。
這樣，當上個星期天，我在北京接到陸夫人的消息，說鏗老於美國時間六月二十一日下午七點零五分過世的消息，雖然是個衝擊，但立即的反應，卻是覺得這樣也好，對鏗老是一種解脫。這個連素昧平生的人相見，都可以馬上有二十年交情的人，被局限到一個有二十年交情都成了素昧平生的肉體框架裏，潛意識裏，他想必覺得狼狽不堪。現在他終於可以告別這個框架，應該是一種輕鬆。
我這種感受持續沒多久。二十四日回到台北，得知二十六日鏗老要在美國舉行告別式並火化的時候，傷感之情又湧了上來。再怎麼說，現在才是他的肉體要離開這個世界的時候，今後才是永別。我想再見他最後一面，於是帶了他的兩本書，搭上二十五日飛舊金山的班機。
遺憾
在途上，看鏗老的書，我知道自己也至少有一件事情要對鏗老懺悔。
從一九八九年起，我原來每年都至少來美國一趟，參加書展，或是談版權之類的。二○○一年之後，因為對布殊總統的中東政策不以為然，我給自己設了一個小小的立場，就是在布殊任內，我不去美國。
飛機橫越太平洋的上空，我在聚光燈下讀鏗老的書，他的豪情快語躍然紙上。那個每次見面，總要誇張地雙手自上而下，猛地一撲似地握住你雙手的人，就在眼前。我不由得想到，怎麼沒趁他還健在的時候，突然造訪舊金山，給他一個大大的驚喜呢？他如果看到我不約而至，忽然出現在他面前，不知道要發出多麼聲震屋瓦的大叫！過去這些念頭不是沒曾有過，但總是因為布殊而堅持的那個「立場」而打消。真是哪門子的什麼「立場」。和能夠帶給朋友的驚喜與快樂相比，那點「立場」有什麼價值！朋友在的時候，不設法與他歡聚，到了他走了，才想到要匆匆趕去給他行禮送終，多大的遺憾！
永生
在夾雜懊惱和淒然的心情中，我到了舊金山。
當晚陸夫人崔蓉芝來看我，並送來兩封她整理遺物時找出來，我和鏗老之間的來往通信，當作紀念。她特別提醒我，他六年前寫的這封信裏，就很準確地說自己到九十歲一定要封筆，而今果然一語成讖。
鏗老那封信，曾經傳真給我過。當晚回房後，重讀一遍原件，然後在十二點左右感到倦意襲來。這個時間入睡，正好可以養足精神參加明早的告別式。
出外旅行，我一向沒有時差或認等問題。但那天晚上睡到半夜，卻就是醒了。聽到房間裏，出現一些必必剝剝的聲響。開始不以為意，等聲音出現得愈來愈密，不覺毛然。開燈，才兩點半鐘。那就乾脆繼續看鏗老的書吧。反正我也要為告別式上的致辭再回味一些事情。
我讀了沒一會兒，突然想到，這些聲音會不會是鏗老在表達歡迎之意啊。他那麼熱情的人，知道我來看他，弄出些動靜來表示表示，也不是沒道理啊。這麼一想之後，我的書就一路讀得很順，而屋裏的動靜，也就不怎麼出現了。替而代之的，則是我自己讀到一些段落的哈哈大笑之聲——尤其是看到蕭乾和胡菊人兩位為他的風流帳而給他評語的段落。
我一宿未睡。兩本書也都終於再次翻閱過一遍。
永生是什麼？你能讓別人想得起你，願意想起你，想起你的時候總會覺得溫暖、快樂，就是永生了。
這麼說，鏗老是永生的。
不止如此，他信仰基督，我相信他現在一定在天國了。大家都說天國是一個喜樂但是寧靜的地方。鏗老，則想必會使天國成為一個喜樂，但是也很熱情的地方。
希望地圖
這次來美國的路上，我還想起近半年來在忙的另一件事情，其實也和鏗老有關。
從今年二月起，我一路在忙《我們的希望地圖》。參加告別式的時候，才想起我們曾經一起籌劃過的《希望報》。
鏗老一生四分之一的時間在牢裏度過，但他在牢裏能抱馬桶華爾滋自得其樂，出牢之後能「氣宇軒昂，精神充沛，衣著時新」，不讓牢獄歲月在自己身上留下任何痕，真是把「希望」具象化的代表人物。
告別式後，在搭晚班飛機的空檔之間，我去了鏗老家一趟。看看晚年陸夫人照顧他起居的這個環境，我能想到的是，《希望報》當年沒能啟動，我會努力做好《我們的希望地圖》，當作給鏗老的一個紀念。
（小標題為編輯所加）
作者簡介
被譽為台灣出版界奇才，現任大塊文化董事長，創辦之「網路與書」出版了陸鏗的《大記者三章》。
[文／郝明義]
Researchers confirm age of "Methuselah" tr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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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Reuters: Researchers confirm age of "Methuselah" tree
JERUSALEM (Reuters) - Israeli researchers who grew a sapling from a date seed found at the ancient fortress Masada said on Thursday the seed was about 2,000 years old and may help restore a species of biblical trees.
Carbon dating confirmed that the seed -- named Methuselah after the oldest person in the bible -- was the oldest ever brought back to life, Sarah Sallon, a researcher at the Hadassah Medical Centre in Jerusalem, reported in the journal Science.
The seed came from the Judean date palm, a species that once flourished in the Jordan River Valley and has been extinct for centuries, Sallon said. It was one of a group discovered at Masada, a winter palace overlooking the Dead Sea built by King Herod in the 1st century BC.
The fortress was used by hundreds of Jewish insurgents in a revolt against Roman rule that erupted in 67 AD.
"It has survived and flourished," Sallon said. Previous attempts to grow plants from ancient seeds failed after a few days.
Since the seed was first germinated a few years ago, Sallon said there had been some doubt whether it was really 2,000 years old, like the others found at the site.
"At first we couldn't break off pieces of the seed for carbon dating," Sallon said in a telephone interview. "But when we moved the plant to a larger pot, we found fragments of the the seed on the roots, which we were able to carbon date."
This showed the tree is about 2,000-years-old and preliminary genetic studies suggest it may share about half of its genetic code with modern dates, Sallon said.
If the tree, which now stands about 1.5 meters (5 feet) tall, is female, it might be able to help restore the species which once formed thick forests throughout the Jordan River Valley, she said.
The Judean date palm was also believed to provide a natural remedy for numerous ailments ranging from heart problems to constipation, something Sallon said she wants to test with further research if the tree is female and bears fruit.
"People would take the fruit and make it into a drink or tablet and take it as medicine," Sallon said.
網摘8/6/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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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百感交集出新书:
3.含泪劝告请愿灾民:
畢竟，無恥是不分「民主」或「愛國」的，市場萬歲。
按照某些高人的思維，《蘋果》那幫寫時評的文棍是罵不得的，你一批評，分分鐘就被封為「挾民族主義愛國主義就雙重人道標準的揭竿而起浩浩蕩蕩暴徒」，還要負起「毀滅香港言論自由空間」的千古大罪。老實說，你封我什麼名號也沒所謂，反正我根本不用討好任何人。以下推薦三篇文章：第一篇文，《蘋果》的忠實fan屎最好迴避，污糟野呀，時運高者千萬不要看；第二、三篇是余秋雨的網誌，看到題目都(笑到)標眼淚啦。
1.寫蘋論但不閱報，我們不是天使：
別人罵其言論立即高舉言論自由大旗，控訴沒有言論自由；你發表言論有自由，難道別人沒有自由反對你的言論？他寫的蘋論應該封膠袋，獨立包裝啦，雙重標準，舉證錯誤，睇壞人！
2.百感交集出新书:
我再追着叮嘱了一句：面对人间大道，任何书翰文墨都不值一提。
3.含泪劝告请愿灾民:
昨天从海外一些媒体看到，灾区一些家长捧着遇难子女的照片请愿，要求通过法律诉讼来惩处一些造成房屋倒塌的学校领导和承包商。从画面上看得出，警察们正用温和的方式劝解，但家长们情绪激烈。由此，那些已经很长时间找不到反华借口的媒体又开始进行反华宣传了......你们受灾以来的杰出表现，已经为整个中华民族赢来了最高尊严。你们一定不会否认，这些天来，无论是中国的各级政府、军队、武警、医生，还是全国各地和世界各国的救援者、志愿者都尽心尽力、令人感动。只有当这些里里外外的多重力量不受干扰地集合在一起，才能把今后十分艰巨的任务一步步完成。因此，你们要做的是以主人的身份使这种动人的气氛保持下去，避免横生枝节。一些对中国人历来不怀好意的人，正天天等着我们做错一点什么呢。
畢竟，無恥是不分「民主」或「愛國」的，市場萬歲。
耿慶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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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语丝：政治传灵感、老农授秘方——记大寨地震学家耿庆国
對，我們的確要記住一個名字：耿慶國。
葉輝，不要做中國人的孩子：
中國不是沒有地震專家，只是他們都不是當權者。請記住一個名字：耿慶國。這位地震科學家首創旱震關係學說，他翻遍古地震文獻，發現從公元前231 年（秦始皇十六年）至1971 年，在這2202 年間，華北及渤海地區共發生6.0 級以上大地震69 次，其中1337 年河北懷來地震，震前二年大饑、災因不詳，1368 年山西徐溝地震，震前一年大風雹，其餘67 次，都是旱震震例。其中震前一年大旱共27 次，震前二年大旱共15 次，震前三年大旱共16 次，震前三年半大旱共9 次——即震前一至三年半，大旱共67 次。這套旱震學說也在1976 年唐山大地震應驗了。
新语丝：政治传灵感、老农授秘方——记大寨地震学家耿庆国
對，我們的確要記住一個名字：耿慶國。
愛國=洗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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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reationist Myth of Chinese Nationalism Blogging for China
The Chinese people and the Chinese government Blogging for China
也推薦給大家看一看。
上一篇文章，我說：
而憤青或紅海也未有給我不安--反正世界永遠有這類人，就像夏天有蚊子咬，酒店偶然撞鬼一樣尋常，他們不給「國家」洗腦，也總會乖乖交出腦袋讓其他人洗腦，有什麼值得憂慮？我可能作了一個錯誤預設，即「憤青」是被「洗腦」的。我其實從沒遇過這些激動的「愛國者」，不知道有沒有朋友認識他們，並願意分析一下所謂「憤青」實際是什麼人呢？促使我反省的，是今天ESWN推薦的兩篇文章：
The Creationist Myth of Chinese Nationalism Blogging for China
The Chinese people and the Chinese government Blogging for China
也推薦給大家看一看。
总理同大学生谈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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戲如人生
瀏覽某法語網誌，竟然找到兩篇關於溫總理訪問政法大學實況的文章，作者是許志永，既是法學講師，亦是人大代表。官方報導在此：
总理同大学生谈心——温家宝与中国政法大学学生共度“五四”青年节
至於許博士的文章，在他自己的blog是看不到的。轉載如下：
2008-05-04 17:32:25
标签：杂谈
今天五四，上午十点，温家宝总理来到政法大学，参观教学楼、一个条件最好的宿舍楼、图书馆，最后在食堂吃午饭。我作为一个旁观者，记下一些见闻和思考。
几天前，法大校园紧急铲除原来的绿草，铺上新草坪，直到昨天晚上，校园里还在铺柏油路。学生宿舍大扫除。本来想政法大学既然想要钱，干吗不哭穷一点反而打扮得这么漂亮呢？看到跟在总理后面教育部长周济，我就明白了。
今天早上九点半学校各个大门已经封闭了，只准进不准出，拿学生证也不能进，只有少数特殊许可的人才可以进。法大南门外有一小区，也被封闭了，小区门 口聚集了很多人。一位同学愤愤不平，说中国特色也太它妈的特勒。警察说，我们有什么办法，当官的可不都这样么。一个居委会大妈带着墨镜此刻很牛气的指着同 学们说，谁让你们早上出来了？出来了就不能进去了。她应该是这个权力系统末梢的代表.
很多同学想表达一下对温总理的热情，但总理来的时候他们不能进教室或者图书馆，只能呆在宿舍。教室图书馆以及食堂里都是安排好的人，想上自习的同学 不可以，一个班只能挑出几个班干部党员之类的充当上自学的学生，研究生院不够人数，从昌平本科部抽调来一些本科同学充当“群众演员”。还有的“演员”要从 学校走来走去，制造学校“正常”的样子。据说温总理要与同学们共进午餐，所以很多同学都不能正常吃饭，和温总理一起吃饭的都是准“演员”。
如果说是为了安保，这可以理解。但是，如果仅仅是为了总理的人身安全，只需要在教室或者学校大门设置安检措施，学校师生凭证出入就够了。但中国和大 部分民主法治健全的国家不一样，中国有自己特色的安保，那就是害怕上访者等各种“不安定因素”突然冒出来拦车喊冤或者示威什么的。温总理以为自己来到了人 民中间，可他自从到了一定级别以后似乎再也走不出这个庞大的官僚体系，他看到的大学生或者说人民其实是这个官僚体系的末梢，是这样一群学生“干部”，至于 同学们或者人民，他们在大门以外或者被封闭在宿舍楼里，最多算是这幕生活剧的远远的旁观者。
堂堂中国政法大学尚且如此，我就能理解温总理到农村见到的都是什么“演员”了。我一直在想，为什么会这样呢？
2008-5-4
你们怎能如此漠然——就温总理视察写给法大学子
2008-05-05 15:1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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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杂谈
温总理5月4日视察政法大学并与师生共进午餐，应该是想看一下真实的政法大学，想了解一下大家的真实想法。可是，你们注意到了没有，温总理看到的政法大学究竟有多么虚假？
想必这些细节你们都知道了。学校草坪临时栽的，马路临时铺的，食堂临时装修的，这些倒还无所谓。关键在于，总理来了，同学们拿着学生证都不能进校 门；在学校的被封闭在宿舍，不能上自习，不能去食堂吃饭；而那些教室里的、食堂里的一律是学生中的特权人士，是学生“干部”或党员，是有关领导特意安排 的。据说这些“干部演员”之前就说什么话已经接受了不少于三个小时的专门培训。但就是他们说的话就成了政法大学学生说的话，他们的形象就成了政法大学学子 的形象，你们知道这些“代表”是怎么产生的吗？你们在意吗？你们不仅被“代表”了，而且人身自由都被限制了，这和温总理视察农村时见到的“农民”都是干部 “扮演”的有什么区别？
也许是我孤陋寡闻，我简直不敢想象温总理的政法大学之行会如此荒诞。还有一些细节，比如，温总理视察学生宿舍2号楼的时候，在一个楼道口原定计划是 向左转，但右边楼道里原本被封闭在宿舍里的同学冲出来大声喊总理过来，温总理于是走过去，但等他到宿舍里，该宿舍的学生已经被挤出去了，围在温总理周围的 仍然是学校安排好的人。再比如，原计划总理12点就吃完饭，可是围坐在总理身边的学生“代表”光顾的听总理讲话吃的太慢了，总理于是说等他们吃完再走，这 样就比原计划延长了近半小时，于是法大研究生院的同学们等到快一点钟了才能去食堂吃饭！
我并不否认温总理视察政法大学可能的积极意义，不管是应法大学子的要求，还是为了表达对法治的重视，都是好事，而且昨天我也很高兴见到了江平先生被 邀请过来。但是对法大乃至对法治的重视并不能掩盖温总理此行的荒诞之处——除了突破限制在阳台上招手或者从宿舍冲出来问候总理的个别同学以外温总理几乎见 到的所有的人都是刻意被安排的，连说什么话都是提前训练过的，这简直比皇帝的新装有过之而无不及，你们不觉的这很荒诞吗？
何况，很容易想象得到，这种荒诞现象绝非法大所仅有，说是在的，我表达一下愤怒根本不是为了批评政法大学领导，而是希望大家，希望所有的置身其中的 人醒一醒！怎么说真话就这么难？！这个国家怎么就成了这个样子？套话假话说到农村去了你们无奈，可是荒诞出现在了你们身边，大家却不闻不问，难道这不值得 反思吗？
国家、民族的责任不是空话套话，更不是掩盖自己赤裸裸私利的伪饰。我实在想不出这样的虚伪对这个国家有什么价值？也许做别的事情很难，但说句真话说出真相总不至于太难吧？
讀讀我的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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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考察人們的各種決定，我們可以研究他們的文化。以前我們只有在人們給予答案後，才能夠從這些答案展開分析；不過，近年則不止於此了——就算是做決定的「過程」，也可成為獨立的觀察對象。你會問：做決定的過程，不就是思考的過程嗎？「觀察思考過程」此話何解？
人是用腦思考的，如果我們能夠觀察大腦活動，那其實就是在觀察思考過程了。人腦如何運作，其實也是科學家關注的課題，他們近年常用的技術之一，就是「功能性磁力共振腦掃描」（fMRI）。這和我們在醫院裏做的MRI腦掃描基於同一種原理，都是以磁力共振造影，以不同顏色顯示腦內神經元（neuron）活躍程度。
腦掃描不用麻醉，因此fMRI可在我們答問題時同步進行，於是觀察思考過程變得可能。fMRI能為你實時畫一幅「思維地圖」：你在做這個決定時，大腦的哪一個區域最活躍？研究人員可以從這地圖窺探你在處理某些問題時的思考重點。
這和單單「研究問卷答案」相比還有個好處：答案尚可違心，思緒不能做假。另外，讀者不難想像，要做到這樣，fMRI對掃描的速度自有相當高的要求，正因如此，雖然磁力造象出現了頗久，可是fMRI也是近十多年才做到的事。在這十多年間，有不少跨學科的研究用到了fMRI，其中出了不少有意思的結果，留待日後有機會再談。可以肯定的是，在文化研究中，這門新科技尚有很大的應用空間。
說回那條「有軌電車難題」吧，你的抉擇是什麼？為了拯救那五個「唔識死」的人，你會犧牲一個無辜的人嗎？什麼？當然不會？爽快。那麼，如果不是一個對五個人，而是一個對十個人呢？嗯……我感到你在動搖了──而且據你的fMRI顯示，你大腦中負責比較數字大小的區域，此刻非常活躍呢。某些道德問題，說到底，可能只是數量是否足夠多的問題啊。
（原載於《信報財經新聞》，作者﹕林思華。圖片為轉載者附加。）
Photo: Design that Matters Field Journal
先問大家一個問題。
在一段Y形分岔的火車路軌旁邊，豎起了一塊警告牌，上面寫着「扳道器正指向右邊，請勿逗留在右邊路軌上」。有五個人，他們看到警告卻沒理會，偏要走到右邊路軌上聊天嬉戲，他們都沒察覺一列火車正在高速駛近這岔口。幸運的是，現在的你剛好就在扳道器旁，你只需按一個掣，就可以將火車導向左邊，拯救這五個人。不幸的是，這時你發現左邊路軌上竟然也有另一個人──他正是因為認真看待警告牌，所以才安心走到左邊的。好了，你會，抑或不會，為了拯救那五個無視警告的人，寧可讓另一邊那一個人無辜犧牲？
以上是所謂「有軌電車難題」（trolley problem）的一個特例，在倫理學的研究中，這屬於一種「思想實驗」（thought experiment）。典型的研究方法可以找來分別擁在兩種不同文化背景的兩組人，着他們回答問題，然後比較兩組人的答案，看看這兩種文化背景會否暗含不同的倫理取向。
分析「過程」
透過考察人們的各種決定，我們可以研究他們的文化。以前我們只有在人們給予答案後，才能夠從這些答案展開分析；不過，近年則不止於此了——就算是做決定的「過程」，也可成為獨立的觀察對象。你會問：做決定的過程，不就是思考的過程嗎？「觀察思考過程」此話何解？
人是用腦思考的，如果我們能夠觀察大腦活動，那其實就是在觀察思考過程了。人腦如何運作，其實也是科學家關注的課題，他們近年常用的技術之一，就是「功能性磁力共振腦掃描」（fMRI）。這和我們在醫院裏做的MRI腦掃描基於同一種原理，都是以磁力共振造影，以不同顏色顯示腦內神經元（neuron）活躍程度。
腦掃描不用麻醉，因此fMRI可在我們答問題時同步進行，於是觀察思考過程變得可能。fMRI能為你實時畫一幅「思維地圖」：你在做這個決定時，大腦的哪一個區域最活躍？研究人員可以從這地圖窺探你在處理某些問題時的思考重點。
思緒難作假
這和單單「研究問卷答案」相比還有個好處：答案尚可違心，思緒不能做假。另外，讀者不難想像，要做到這樣，fMRI對掃描的速度自有相當高的要求，正因如此，雖然磁力造象出現了頗久，可是fMRI也是近十多年才做到的事。在這十多年間，有不少跨學科的研究用到了fMRI，其中出了不少有意思的結果，留待日後有機會再談。可以肯定的是，在文化研究中，這門新科技尚有很大的應用空間。
說回那條「有軌電車難題」吧，你的抉擇是什麼？為了拯救那五個「唔識死」的人，你會犧牲一個無辜的人嗎？什麼？當然不會？爽快。那麼，如果不是一個對五個人，而是一個對十個人呢？嗯……我感到你在動搖了──而且據你的fMRI顯示，你大腦中負責比較數字大小的區域，此刻非常活躍呢。某些道德問題，說到底，可能只是數量是否足夠多的問題啊。
（原載於《信報財經新聞》，作者﹕林思華。圖片為轉載者附加。）
愛情萬萬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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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言需要暴力嗎？
不出所料，無線電視的《一百萬人的故事》，不用看，只是聽，也充分感受那份由上而下、指點江山、極度patronizing的語言暴力：阿Ｘ同君如今日天台打邊爐，君如講好多叮囑嘅說話，不過君如知道，叮囑只不過係叮囑。
其實，把那位被訪者改為任何一個人，效果也是一樣，就如人人都知道，錢十分重要，窮會很PK。面對香港這個笑貧不笑娼、沒有處方解決隔代貧窮問題的社會，我們可以做的，就只是聆聽一把以鼻音喉聲硬生生製造的廉價同情，訴說這個社會有多殘酷，有多討厭的八股文嗎？
真的不用特意告訴我，香港有窮人這個現實。如果女藝人真的要在訪問過後，才悻悻然交出一點真摯的情感，說：「我真係唔知道香港原來有咁嘅人。」老實說，只突顯了她的無知，而不是這個節目很有啟發性，很有意義。
梁啟超先生教我們，要相信散文的力量。文章可以改變社會，要改變社會，需要改革。改革，或多或少需要一定的暴力元素。回歸這十年，如果我要為香港的語文環境立一句註腳，那就必定是語文暴力化已經入侵生活多個層面。我們很習慣聽才子作家名嘴，在專欄在電台以語言暴力對抗建制、既得利益者的巨掌，在時代巨輪下建立殘酷的社會生態。網民的齟齬，到以偶像歌手掛帥，以青少年為目標觀眾的偶像電影，也動用上極度暴力的語言。
只要看看這幾年的香港愛情電影：由彭浩翔的《公主復仇記》到葉念琛的《獨家試愛》、《十分愛》、《我的最愛》三部曲，也可歸類為「暴力愛情片」。近日，獨立電影導演崔允信「走向主流」的新作《愛情萬歲》，其實是一套粉色愛情電影，也得在宣傳短片中加入大量暴力愛情大道理：「當你愛上一個人，就是你最寂寞的時候」、「我們不可一世，我們的愛情當然不可維持一世」、「愛得很深，還是……把自己看得太重」，剪出來的對白，不是男主角說女主角「呃佢」，就是女主角說男主角「好似係你呃我表姐在先，所以係佢呃我」。要不，就是演Yumiko元配男友鄧健泓面對洪卓立的威脅，氣急地說：「佢同你飲完酒之後佢有冇搞你吖……我想同你講……依家D小朋友好早熟㗎！」好端端一套浪漫愛情輕鬆喜劇，也得被包裝得像Discovery Channel的動物紀錄片──暴力愛情片建構的對白、橋段，也是一場又一場獅子咬老虎的廝殺。
有機會跟崔允信導演談起《愛》片，他說這世代的愛情電影「至少跟荷里活有點不同，因為沒有了愛情很虛偽的美好」。我想未必，因為我記得，有一齣電影，叫《誘心人》（Closer），只是對白就刀光劍影，從戲院走出來時帶着無盡的愁緒和大量的驚恐。
語言暴力是一種暴力，而且無處不在。當「愛情是gaming，gaming自然有死傷」。這種愛情觀成為青少年相信的主流愛情觀，那麼無論你有幾分愛，或你的愛情可以活到幾萬歲，少不免也得接受，戀人絮語為人的心酣留的痕，會愈來愈深。年紀愈輕的，宣之於口的飛劍一定愈重。
（原載於《信報財經新聞》，作者﹕健吾。圖片為轉載者附加。）
西媒眼中的吐蕃 - 谈“语境”、“话语逻辑”和社会化媒体营销(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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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安步当车
原載：Adxonist
这次吐蕃事件，西媒被国人痛批存在“偏见”。特别是西媒的后续报道，对暴徒袭民的事实基本忽略，迅速将事件嵌入一个固定的叙事结构中，让人大跌眼镜。实际上，不少西媒也努力平衡各方面的素材，但还是摆脱不了国人眼中明显的颠倒黑白。
这到底怎么回事？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套说法，我也贡献一套（和社会化媒体营销有关）。
语言背后 - 语义、语境、话语逻辑
语言除了表层的“语义”外，还有浓缩在文化传统等非符号编码信息中、同为沟通成分的“语境”，再深入一层，是由“语境”所反应的世界观和价值取向等构成的“话语逻辑”。
作为一种工具的语言，既强大，又漏洞百出。说“上海人小气”，从整体上把握了很多上海人的一个特质，但是也明显地离事实（不少上海人并不小气）有一段距离。人一进行概括就出现这种语言上的悖论，不妨说是人的思维有限性的一种体现，无法避免。在报道和讨论吐蕃事件时，反复出现的一个焦点是历史上吐蕃是否为一个 “guo 家”，实际上，民族国家这一近代出现的概念，并不能顺历史回溯，准确适用于当时的吐蕃以及吐蕃-元朝之间的关系上，用“国家”来报道讨论吐蕃事件，已经开始了失之毫厘谬之千里的第一步。这是语义层面上的问题，这个层面的问题还有很多。
至于“语境”，举个简单例子，西媒喜欢选择 “regime”来描述中国ZF，表层意思是“政权”，其“语境”所传递的含义是，无授权、不合法、不好的、甚至有那么一点点邪恶的味道，这是 “regime”在英语世界所暗含的、同时广为人知的意思，用“regime”，广大西方读者获得了“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暗示。
西媒在报道吐蕃事件中，所选取的语言很有“特色”，翻来覆去那么几个关键词（就不多啰嗦了），这套语言及其“语境”所折射出的一套世界观和价值取向，我想，就是广为传诵的“普世价值”、“偏见”或“叙事结构和角度”，也可以称之为一套自成一体的“话语逻辑”。
陷入特定“话语逻辑”妨碍客观认知
有博客指出，吐蕃事件的对立双方都忽略了一些明显的事实。实际在我的印象中，无论是日本的右翼、上世纪80年代传统意识形态派、还是报道中国的西媒，拥有强势“话语逻辑”者无不有一种忽略局部事实的倾向，说白了就是妨碍了对周围世界的全面和客观的认知。
陷入自己一套话语逻辑的后果之一，是用自己的一套“逻辑严谨”、听上去滴水不漏的语言和分析，得出似是而非或者很荒谬的一些结论。记得以前90年代初传统意识形态派激辩为何要对年轻人进行灌输，觉得分析的很有道理，可为什么结论如此荒谬。还有纽约时报的某知名中国评论员，喜欢用诸如“警察”、“压制”、“权利”等关键词，觉得单就素材和段落而言，分析的也没什么错啊，可是整个文章读完，觉得离开事实差距很远。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比如，时代周刊的中国主题博客，又比如，我们的某个提供海外参考资料的报纸（实际上，我们自己的例子更多，大家都明白的）。
不同“话语逻辑”妨碍交流
语义层面，中外交流可以通过翻译来进行，语境方面，一般的翻译是不够的，还需要浸淫多种文化的人来居间作为桥梁，到话语逻辑层面，就非常困难了，是个系统工程。还是回到吐蕃事件，国人有很多讨论，都围绕在ZF对吐蕃投入多少建设和援助、生活提高多少、高考可以加分等方面，其实反映了中国人的一种物质主义和消费文化大背景下的“话语逻辑”，可能与吐蕃居民的诉求（话语逻辑）相去甚远。另外，因为中国历史、文化的独特性，中外关于吐蕃的“话语逻辑”更是相差甚远，可以说是鸡同鸭讲，这样的对话根本不是交流，对于互相了解、寻找妥协和方案无济于事，我个人觉得，病根也在各个方面的“话语逻辑”太不一样。
再举个反例。在吐蕃问题上，DL拉马和海外吐蕃为什么能博得西媒体和西方公众的青睐，跟两者的话语逻辑接近有关。西媒的话语逻辑反映出的是世界很多地方的主流价值取向，政治的不说了，还有，保护环境、维护文化遗产、贬低纯物质主义等等。海外吐蕃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其慢慢确立的一套“话语逻辑”与西媒和西方公众暗暗相合，比如，DL拉马谴责吐蕃人喜爱着皮草，认为不符合佛教教义，好莱坞的不少电影明星心有戚戚，一点也不奇怪，因为海外吐蕃和打来拉马的“话语逻辑”（爱护动物、仁慈、保护环境）与他们完全一致 ：）
说到这里，我想起一个有趣的例子。香港有个专门翻译中文资料的博客，叫 ESWN，是很多西媒获得有关中国背景资料的主要来源之一。这次吐蕃事件里，ESWN翻译了不少反映吐蕃实情的中文文章报道，可以说非常地偏向中国，但是仍成为很多西媒所引用的来源。如果你持续关注的话，可以发现，ESWN在“反映中国观点”的帖子间，不时穿插些血淋漓的警差/城管打人的照片，把整个博客稳固在了以“human权”、“ab-use”、“min主”等关键词所代表的一套“话语逻辑”中，使之能为同“话语逻辑”中的西媒所接受（尽管西媒直觉上可能觉得文章基调不合口味，但其叙事角度和结构总体上还是“一伙的”，也就勉强接受了）。
从这个角度看，英文讲的很顺流的中国人，跑到主流西媒上大声辩论一番，实际效果却很差，其根本原因是，国人的“话语逻辑”与西媒和西方公众的完全不一样。反过来，西媒的很多议论，在国人看来很难理解，不少只能从恶意的角度揣测，也有这方面的原因。近来也有一些西方人尝试通过组织翻译中文资料，来进行中外之间的交流，效果也不理想，很有些灰心丧气的感觉，我想，翻译是没有问题的，主要是他们在选取资料、阐述、诠释等时候，仍然沿用了西方的“话语逻辑”，给中国人以某种与现实有距离、与真相有差距的感觉。
扎堆、逆选择和free press
博客侧栏一般有个链接，把自己喜爱的博客或者好友的博客收集在一起，研究表明，侧栏链接倾向于和自己观点接近的博客，另外，人们阅读其他博客或在上面发表评论，也倾向于到那些和自己观点相近的博客上去。
吐蕃事件后，国内出现了少量的评论，认为西媒的“偏见”遭到国人抨击，稍微有所收敛，正好说明了开放的、竞争的媒体环境，有利于人们兼听则明，形成客观全面的认知。这个论点不妨称之为freepress原教旨主义，个人不是非常赞同。在前面一个相关的帖子后面，我提了几条观察：
* 西方公众在资讯开放、观点多元的传媒环境中，有普遍的“选择性阅读”的习惯
* 公民（包括海外游客、普通百姓等）有利于中国的一二手证言，并未被西媒采用
* 海外吐蕃的极端情绪和运动，近年发展很快，上述传媒环境并没有起到“解毒”的作用
* 暴徒袭民照片流传，在事件尚未完全平息时，国内网络上开始出现一些仇视吐蕃的极端言论
* 在信息和表达最顺畅的网络上，对立方并未形成对话的良性互动，极端言论随处可见
实际上我的意思是，在一个开放、竞争的媒体环境里，可能存在一个“逆选择”的现象，两个方面，一个是媒体选择那些与读者“话语逻辑”相契合的素材和观点，一个是读者选择与自己的“话语逻辑”一致的阅读资料进行阅读。这样一个“逆选择”的过程，并不因为媒体环境开放而消失，因为存在这样一个“逆选择”，人们可能离开真相和事实更远，离开对话和交流更远。
刚好今天有个例子，《纽约时报》博客考证说，奥运火炬传递源自纳粹希特勒，所以代表了XXXYYY，在这样一个时候突然经过“考证”，发现了奥运火炬传递的渊源，再读读帖子下面的读者评论，蛮有意思的。
[轉] Photographs To Help Explain Why There Are No Homosexuals In Iran [Content Warning: Graphic Photos]
化學系學生解釋的地獄〔附英版對照〕修正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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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勵題：地獄是exothermic（釋放熱量的）還是endothermic（吸收熱量的）？
大部分學生應用Boyle定律（氣體膨脹時變冷而被壓縮時變熱）或其變型來證明他們的看法。然而，有一個學生卻寫到：
首先，我們必須知道地獄的物質是怎樣隨時間變化的。所以我們必須知道靈魂進入地獄的變化率和離開地獄的變化率。我認為我們可以穩妥的假設當一個靈魂進入地獄後它就不再離開。因此，沒有靈魂在離開地獄。
至於有多少靈魂在進入地獄，讓我們來看一下現存於世的各種不同的宗教吧。決大部分宗教都聲稱如果你不是他們的成員，你就會下地獄。因為這樣的宗教不止一個而且人都不會歸屬於多於一種宗教，我們可以得出所有的靈魂都會下地獄。
考慮到出生率與死亡率，我們可以推斷出地獄中靈魂的增長是呈指數級的。
現在，我們來看一下地獄容積的變化率。因為Boyle定律指出為了保持地獄中溫度與壓力的衡定，地獄的容積不得不隨著靈魂的增加而成比例地擴張。
這樣會產生兩種可能：
如果我們接受塔麗莎在我大一時給我的假定，「每天都像是地獄中冰冷的一天直到我跟你睡上一覺〔《新春秋》讀者按：此句宜譯為『要我跟你上床，除非有天地獄結成冰』〕」，同時考慮到我是昨天晚上才跟她睡的覺這一事實，第二種可能必定為真，因此我敢肯定地獄是釋放熱量的並且早已經凍結了。這個理論的推論就是因為地獄早已凍結，所以它不再接收靈魂了，因此它已經滅絕了．．．只剩天堂了，從而也證明了神的存在，它解釋了為什麼昨天晚上塔麗莎一個勁地叫「噢我的上帝。」
這個學生得了一個Ａ＋。Dr. Schambaugh, of the University of Oklahoma School〔奧克拉荷馬大學〕 of Chemical Engineering, Final Exam question for May of 1997. Dr. Schambaugh is known for asking questions such as, "why do airplanes fly?" on his final exams. His one and only final exam question in May 1997 for his Momentum, Heat and Mass Transfer II class was: "Is hell exothermic or endothermic? Support your answer with proof."
The following is supposedly an actual question given on a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chemistry mid-term. The answer by one student was so "profound" that the professor shared it with colleagues, via the Internet, which is, of course, why we now have the pleasure of enjoying it as well.
Bonus Question: Is Hell exothermic (gives off heat) or endothermic (absorbs heat)?
Most of the students wrote proofs of their beliefs using Boyle's Law, (gas cools off when it expands and heats up when it is compressed) or some variant. One student, however, wrote the following:
First, we need to know how the mass of Hell is changing in time. So we need to know the rate that souls are moving into Hell and the rate they are leaving. I think that we can safely assume that once a soul goes to Hell, it will not leave. Therefore, no souls are leaving.
As for how many souls are entering Hell, let's look at the different religions that exist in the world today. Some of these religions state that if you are not a member of their religion, you will go to Hell. Since there are more than one of these religions and since people do not belong to more than one religion, we can project that all souls go to Hell.
With birth and death rates as they are, we can expect the number of souls in Hell to increase exponentially.
Now, we look at the rate of change of the volume in Hell because Boyle's Law states that in order for the temperature and pressure in Hell to stay the same, the volume of Hell has to expand as souls are added.
This gives two possibilities:
If we accept the postulate given to me by Ms. Teresa Banyan during my Freshman year, "...that it will be a cold day in Hell before I sleep with you", and take into account the fact that I still have not succeeded in having sexual relations with her, then #2 cannot be true, and thus I am sure that Hell is exothermic, and will not freeze.
If we accept the postulate given to me by Teresa during my Freshman year that, "it will be a cold day in Hell before I sleep with you", and take into account the fact that I slept with her last night, then number 2 must be true, and thus I am sure that Hell is exothermic and has already frozen over. The corollary of this theory is that since Hell has frozen over, it follows that it is not accepting any more souls and is therefore, extinct...leaving only Heaven thereby proving the existence of a divine being which explains why, last night, Teresa kept shouting "Oh my God."
The student received the only pass.
The student, Tim Graham, got the only A(+).
Illustrated by Lee Bermejo.
2008.03.05
相關閱讀：
Urban Legends Reference Pages: Endothermic or Exothermic?
〔中文化前於網路流傳與改寫的經過〕
這是流傳於中國討論區的美國趣聞。（由國內網民翻譯）下面是華盛頓大學一次化學期中考試中的真實問題。一個學生的答案是如此的「見解深刻」以至於教授通過互聯網與同行們分享，所以我們也能得以領略一下其中的趣味。
獎勵題：地獄是exothermic（釋放熱量的）還是endothermic（吸收熱量的）？
大部分學生應用Boyle定律（氣體膨脹時變冷而被壓縮時變熱）或其變型來證明他們的看法。然而，有一個學生卻寫到：
首先，我們必須知道地獄的物質是怎樣隨時間變化的。所以我們必須知道靈魂進入地獄的變化率和離開地獄的變化率。我認為我們可以穩妥的假設當一個靈魂進入地獄後它就不再離開。因此，沒有靈魂在離開地獄。
至於有多少靈魂在進入地獄，讓我們來看一下現存於世的各種不同的宗教吧。決大部分宗教都聲稱如果你不是他們的成員，你就會下地獄。因為這樣的宗教不止一個而且人都不會歸屬於多於一種宗教，我們可以得出所有的靈魂都會下地獄。
考慮到出生率與死亡率，我們可以推斷出地獄中靈魂的增長是呈指數級的。
現在，我們來看一下地獄容積的變化率。因為Boyle定律指出為了保持地獄中溫度與壓力的衡定，地獄的容積不得不隨著靈魂的增加而成比例地擴張。
這樣會產生兩種可能：
- 如果地獄擴張得比靈魂進入地獄的變化率慢，那麼地獄中溫度與壓力就會增長直到地獄破散。
- 如果地獄擴張得比靈魂增長率快，那麼其溫度與壓力就會降低直到地獄凍結。
如果我們接受塔麗莎在我大一時給我的假定，「每天都像是地獄中冰冷的一天直到我跟你睡上一覺〔《新春秋》讀者按：此句宜譯為『要我跟你上床，除非有天地獄結成冰』〕」，同時考慮到我是昨天晚上才跟她睡的覺這一事實，第二種可能必定為真，因此我敢肯定地獄是釋放熱量的並且早已經凍結了。這個理論的推論就是因為地獄早已凍結，所以它不再接收靈魂了，因此它已經滅絕了．．．只剩天堂了，從而也證明了神的存在，它解釋了為什麼昨天晚上塔麗莎一個勁地叫「噢我的上帝。」
這個學生得了一個Ａ＋。
上述下場到底有多少屬實？因為它流傳的英文版本至少有兩個。被牽涉的院校也各不相同。
The following is supposedly an actual question given on a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chemistry mid-term. The answer by one student was so "profound" that the professor shared it with colleagues, via the Internet, which is, of course, why we now have the pleasure of enjoying it as well.
Bonus Question: Is Hell exothermic (gives off heat) or endothermic (absorbs heat)?
Most of the students wrote proofs of their beliefs using Boyle's Law, (gas cools off when it expands and heats up when it is compressed) or some variant. One student, however, wrote the following:
First, we need to know how the mass of Hell is changing in time. So we need to know the rate that souls are moving into Hell and the rate they are leaving. I think that we can safely assume that once a soul goes to Hell, it will not leave. Therefore, no souls are leaving.
As for how many souls are entering Hell, let's look at the different religions that exist in the world today. Some of these religions state that if you are not a member of their religion, you will go to Hell. Since there are more than one of these religions and since people do not belong to more than one religion, we can project that all souls go to Hell.
With birth and death rates as they are, we can expect the number of souls in Hell to increase exponentially.
Now, we look at the rate of change of the volume in Hell because Boyle's Law states that in order for the temperature and pressure in Hell to stay the same, the volume of Hell has to expand as souls are added.
This gives two possibilities:
- If Hell is expanding at a slower rate than the rate at which souls enter Hell, then the temperature and pressure in Hell will increase until all Hell breaks loose.
- If Hell is expanding at a rate faster than the increase of souls in Hell, then the temperature and pressure will drop until Hell freezes over.
If we accept the postulate given to me by Teresa during my Freshman year that, "it will be a cold day in Hell before I sleep with you", and take into account the fact that I slept with her last night, then number 2 must be true, and thus I am sure that Hell is exothermic and has already frozen over. The corollary of this theory is that since Hell has frozen over, it follows that it is not accepting any more souls and is therefore, extinct...leaving only Heaven thereby proving the existence of a divine being which explains why, last night, Teresa kept shouting "Oh my God."
The student
版本間最大差異是在答案尾段〔做過抑或沒做過〕。一撮人的玩笑被以訛傳訛，再翻譯為另一種語言，就變成另一群族類茶餘飯後的趣聞真相。
Illustrated by Lee Bermejo.
2008.03.05
相關閱讀：
Urban Legends Reference Pages: Endothermic or Exothermic?
〔中文化前於網路流傳與改寫的經過〕
BLOGGER力量 真的這麼可怕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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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 新春秋 ↓ 這段 blog: 「”美國CNN新聞節目製作人Chez Pazienza因「私營」網誌而遭到解雇” 和 引延一篇 “林瑞谷教授撰文” 」
讀後令人很有感要發，這種情況根本一直發生，任何組織的當權者或執權派都怕組織內的任何人去成立blog，或以往去留言討論區，怕影響到整個組織。
這根本就是另類監察，組織沒有問題便不會有什麼，因為blogger造謠是沒有好下場的，blog就是另類傳媒，是個人主理之獨資傳媒，影響力多寡，全看其性質和真偽。可能這點便是權力人物最怕的。
中國人圈子便更怕這個，因中國人是很奇怪的一個族群，任何不公平，你去拔刀，身在利益中的那些人，便人人皆會來按你的刀柄，所謂不要搞事，什麼不要揚開去，對整個圈形象不好，諸如此類思維者，多不勝數。
終於今年是一個傳媒革命時代，我們不需要再被一些機構洗腦，而能夠發出聲音，以往一個幾億億人的地球上一個渺小的個人思想是沒有可能亦很困難向全世界發出公開聲音，但今天可以了。
但劍有雙刃，香港那全球皆知的藝人床照流出案便是另一個反面教材，所謂奇拿便是利用了上述之傳媒革命來幾下按鈕便反轉整個社會，這便是網上之可殺威力，但另一面刃是可救人之活人刀，揭露社會不公和黑暗一面來監察惡行。
渡還是殺，主要看人的【心】和【質】，根本人人皆懷魔性和善性。懂不懂分析消息真偽亦是跟個人修為有密切關係。
日光日白下所有在做惡事者，你有權在做，天亦在看，互聯網便是天眼，blogger便是天使，壞blogger便是黑天使。
極權者千方百計想製造”大阿哥”來監視天下，民眾卻以”web2.0革命”來發告天下，大家都在使用相同工具，這便是「枰」。
喜愛 林瑞谷教授 文末一句 : ”You have nothing to lose but your gags.”以此敬上各位所謂大哥、老闆、高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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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口物,口銜
塞口物,口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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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言不入罪，但會被開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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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st Tuesday, CNN fired Chez Pazienza, a producer for American Morning, for maintaining a blog. Yes, that's right. CNN, a leading news channel, sacked one of its journalists for exercising his First Amendment rights. Catch the CNN bosses in the daylight and you know what they'll say. "Of course we believe in freedom of speech. Freedom of speech is a pillar of modern society."
Yeah, right. There was never such a thing as freedom of speech. In order to speak freely you had to have access to a printing press, a newspaper, a radio or a TV station. And everywhere you had to get past the editors. Only an elite ever did -- the articulate and well-behaved representatives of ordinary people. But ordinary people themselves never had a chance to speak publicly.
Until now. Today the internet revolution -- led by a ragtag army of bloggers -- has given us all a chance to be irreverent, blasphemous and ungrammatical in public. For the first time ever, there are no editorial filters in place. We can all speak freely and to a larger audience than ever before. We can reveal secrets, blow whistles, spill beans, or just make stuff up.
The reactions of the CNN bosses, and other members of the old elite, reveal their hypocrisy. The people who used to control the editorial filters can't accept that their monopoly now is gone. They saw themselves as the custodians of the public sphere, yet their position rested on nothing more than the existence of a particular kind of technology -- printing presses, radio and TV. Now that there is new technology, the nature of the public sphere is changing and their position of power is undermined. "We were always prepared to die for people's right to disagree with us in public, but you are disagreeing in the wrong way. I'm not dying for you."
Let me give you another example: my old employer, the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I worked there for 12 years, as a professor in the political science department, but I don't work there anymore. I started a blog, you see, -- "Forget the Footnotes" -- where I among other things discussed the LSE's Director ("an anti-intellectual businessman"), its professors ("a varied bunch, some tipplers, some thinkers, some away on permanent research leave") and the students ("great kids, smart, witty, full of loudmouthed confidence").
Like Chez, I made few friends among my bosses. The head of my department ordered me to "take down and destroy" my blog and to apologize to a whole slew of people. The statements I made were "enormously damaging to myself and to reputation of the School," he insisted. And the LSE's Director himself - Sir Howard Davies -- concurred. "What about academic freedom?" I protested. "What about that long statement on freedom of speech in the School's handbook?" "Well, that's different," I was told. "Surely, you understand."
No, I didn't understand and I didn't listen to the head of my department or to the Director, and I didn't destroy my blog. Instead the student newspaper started writing about me and then the British press. The LSE students gave me strong support. Finally, they collectively agreed, there is a professor who calls things the way we see them. Someone who isn't so freakin' self-important. In a matter of days there were 380 signatures on a Facebook group "In Support of Erik Ringmar" started by one of the students, and emails of support poured in from around the globe.
Why does a leading news channel, and a university famous for its defense of liberal values, start censoring people who use their right to free speech? Partly it's surely vanity. Bosses everywhere hate to have their authority undermined and they hate to be made fun of. They resent the fact that their underlings now have independent means of communicating with each other and with the world.
But more than anything censorship is driven by a concern for profits. All over the net people are reprimanded, terrorized and sacked for the potential impact our words can have on share-prices, sales figures and quarterly earnings. An undergrad education in Britain used to be free, but in the year I started blogging (2006) a three thousand pound yearly student fee was about to be introduced for the first time. Clearly my LSE bosses were afraid that my freewheeling blogging style was going to be detrimental to student recruitment.
In this way the imperatives of the market reveal themselves to be our last taboo. The bottom line is today the only thing which is beyond criticism. In a democracy you can offend all you like as long as you don't say anything that has an impact on corporate profits. The market has become a threat to freedom. The market is today the only authority that never needs to justify its power over us.
We expected this kind of treatment from repressive regimes. But repressive regimes are the easy cases. Repressive regimes make no secret of their secretiveness and their repression. Democracies are supposed to be different, but in practice it is not at always clear where the differences lie. Modern liberal society has revealed a face which very few of us previously have seen.
Should we be cowered? Should we back down? Hell no! Let's instead call them on their bluff. Let's remind the members of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promises they once made us. Let's insist that our societies live up to the principles they profess to embrace.
Instead of taking down and destroying our blogs we should blog more sneakily, employing well-established guerrilla tactics. We should duck, dive and dodge. Blog dirty, blog anonymously, change items around or claim they never existed; write in code, write in Bahasa Indonesia. Kick your boss once again on the shins, harder this time, and then run like hell. If they come looking for you, hide inconspicuously among ordinary internet users.
Blogging is the best chance we have had in a while to overturn old hierarchies, giving voices to the voiceless and empowering the powerless. Individual blogs will come and go but the internet revolution will continue apace. Working men of all countries, blog! And working women too, and unemployed bastards, CNN journalists, and disgruntled students and angry wives, and everyone else with a grudge, a bean to spill and a story to tell. You have nothing to lose but your gags.
相關閱讀：
New York Times Blog:
CNN Producer Says He Was Fired for Blogging
特里德恩的pomo博客：當有記者不投票
〔設計圖片〕
這次不是發生在中國，而是在主張言論自由的美國、美國的CNN〔國際新聞網絡〕。新聞節目製作人Chez Pazienza因「私營」網誌而遭到解雇。
一名新聞從業員，應否被允許在工作外跳出原有的專業身份，以私人立場撰寫網誌發表意見？抑或對於讀者他的工作身份與個人身份已不可分割？
另外，轉貼一篇相關的隨筆，作者為林瑞谷教授：
Guerrilla Bloggers and the Old Elite
Erik Ringmar
February 14, 2008
Last Tuesday, CNN fired Chez Pazienza, a producer for American Morning, for maintaining a blog. Yes, that's right. CNN, a leading news channel, sacked one of its journalists for exercising his First Amendment rights. Catch the CNN bosses in the daylight and you know what they'll say. "Of course we believe in freedom of speech. Freedom of speech is a pillar of modern society."
Yeah, right. There was never such a thing as freedom of speech. In order to speak freely you had to have access to a printing press, a newspaper, a radio or a TV station. And everywhere you had to get past the editors. Only an elite ever did -- the articulate and well-behaved representatives of ordinary people. But ordinary people themselves never had a chance to speak publicly.
Until now. Today the internet revolution -- led by a ragtag army of bloggers -- has given us all a chance to be irreverent, blasphemous and ungrammatical in public. For the first time ever, there are no editorial filters in place. We can all speak freely and to a larger audience than ever before. We can reveal secrets, blow whistles, spill beans, or just make stuff up.
The reactions of the CNN bosses, and other members of the old elite, reveal their hypocrisy. The people who used to control the editorial filters can't accept that their monopoly now is gone. They saw themselves as the custodians of the public sphere, yet their position rested on nothing more than the existence of a particular kind of technology -- printing presses, radio and TV. Now that there is new technology, the nature of the public sphere is changing and their position of power is undermined. "We were always prepared to die for people's right to disagree with us in public, but you are disagreeing in the wrong way. I'm not dying for you."
Let me give you another example: my old employer, the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I worked there for 12 years, as a professor in the political science department, but I don't work there anymore. I started a blog, you see, -- "Forget the Footnotes" -- where I among other things discussed the LSE's Director ("an anti-intellectual businessman"), its professors ("a varied bunch, some tipplers, some thinkers, some away on permanent research leave") and the students ("great kids, smart, witty, full of loudmouthed confidence").
Like Chez, I made few friends among my bosses. The head of my department ordered me to "take down and destroy" my blog and to apologize to a whole slew of people. The statements I made were "enormously damaging to myself and to reputation of the School," he insisted. And the LSE's Director himself - Sir Howard Davies -- concurred. "What about academic freedom?" I protested. "What about that long statement on freedom of speech in the School's handbook?" "Well, that's different," I was told. "Surely, you understand."
No, I didn't understand and I didn't listen to the head of my department or to the Director, and I didn't destroy my blog. Instead the student newspaper started writing about me and then the British press. The LSE students gave me strong support. Finally, they collectively agreed, there is a professor who calls things the way we see them. Someone who isn't so freakin' self-important. In a matter of days there were 380 signatures on a Facebook group "In Support of Erik Ringmar" started by one of the students, and emails of support poured in from around the globe.
Why does a leading news channel, and a university famous for its defense of liberal values, start censoring people who use their right to free speech? Partly it's surely vanity. Bosses everywhere hate to have their authority undermined and they hate to be made fun of. They resent the fact that their underlings now have independent means of communicating with each other and with the world.
But more than anything censorship is driven by a concern for profits. All over the net people are reprimanded, terrorized and sacked for the potential impact our words can have on share-prices, sales figures and quarterly earnings. An undergrad education in Britain used to be free, but in the year I started blogging (2006) a three thousand pound yearly student fee was about to be introduced for the first time. Clearly my LSE bosses were afraid that my freewheeling blogging style was going to be detrimental to student recruitment.
In this way the imperatives of the market reveal themselves to be our last taboo. The bottom line is today the only thing which is beyond criticism. In a democracy you can offend all you like as long as you don't say anything that has an impact on corporate profits. The market has become a threat to freedom. The market is today the only authority that never needs to justify its power over us.
We expected this kind of treatment from repressive regimes. But repressive regimes are the easy cases. Repressive regimes make no secret of their secretiveness and their repression. Democracies are supposed to be different, but in practice it is not at always clear where the differences lie. Modern liberal society has revealed a face which very few of us previously have seen.
Should we be cowered? Should we back down? Hell no! Let's instead call them on their bluff. Let's remind the members of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promises they once made us. Let's insist that our societies live up to the principles they profess to embrace.
Instead of taking down and destroying our blogs we should blog more sneakily, employing well-established guerrilla tactics. We should duck, dive and dodge. Blog dirty, blog anonymously, change items around or claim they never existed; write in code, write in Bahasa Indonesia. Kick your boss once again on the shins, harder this time, and then run like hell. If they come looking for you, hide inconspicuously among ordinary internet users.
Blogging is the best chance we have had in a while to overturn old hierarchies, giving voices to the voiceless and empowering the powerless. Individual blogs will come and go but the internet revolution will continue apace. Working men of all countries, blog! And working women too, and unemployed bastards, CNN journalists, and disgruntled students and angry wives, and everyone else with a grudge, a bean to spill and a story to tell. You have nothing to lose but your gags.
相關閱讀：
New York Times Blog:
CNN Producer Says He Was Fired for Blogging
特里德恩的pomo博客：當有記者不投票
一個人的時間〔轉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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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的事情，只是她九歲至現在十六歲這七年間的事。
有一頭飄逸得令人想起「章子怡」洗髮水的秀髮的華惠小姐，是一個對唾手可得的科技、時間、感覺、物欲和關係有反思的少女：「手提電話、手機電郵、電腦……，不論何時何地，只要幾個按鍵，就可以跟『一些人』有連絡的感覺。是一種『在一起』的感覺。因此，只要不跟人『在一起』，人就自然而然的感覺不安。因此，當自己『一個人的時候』，總會被人家覺得自己是『寂寞』的人，從而慢慢，開始擔心別人怎麼樣看自己。」華惠小姐說。
很多「日本通」都說，日本是一個群體主義的社會，很多日本的心理學者都以不同的比喻、說法去解釋日本的集體主義。學者派多一點的，就會把佛洛依德拿出來，指陳人類除了溫和飽，「被人了解」大抵是溫加飽以上的第三個需要。可是，被人「了解」倒不是簡單的。因此，比較「在地派」(down-to-earth）的學者就會說，只要在一起，一起做同一件事，微小的力量加起來，就會造就驚天地泣鬼神的事。如《紅白歌唱大賽》的百人歌舞、日本人新年沉迷觀看「箱根馬拉松」。這些都是「超越人類限度」的行為，人類是習慣對「跨越」、「成功」這些事情感動的。加上，「擁有共同經驗」也是在傳播理論中，兩個人要溝通的基本「需要」。情況有點像感情已轉淡的夫婦決定要生孩子一樣，「只要在一起，共同做一件事」，就算「大家不明白大家」，肩擦肩的帶來的安全感，至少也會暖。
華惠問的問題，雖然老掉牙，卻是世代間共通，而且是沒有答案的問題：「不跟別人一樣，有問題嗎？」套在香港的例子，比方說，我覺得那些照片是不應該被看的。看過後，我也會心緒不寧，會睡不着，會發惡夢。為什麼我仍要看？因為，我怕別人說什麼時，我不明白，會變得很白癡很天真很傻。
在個人與社會的拉扯間，華惠小姐說，一個人的時間是很好玩的：「我一個人的時候，我會看書、彈琴、插花……，其中，看書的時間會最多的……，最常陪伴我的，是書。
「在（小說）故事中，看到主角，我就會想，在現實生活也遇到這個人就好了。之後，自然而然我就會代入主角，我就好像不是『一個人』了。」華惠小姐說。
她不是說「一個人」很妥當、害怕孤獨的人是不好不夠獨立沒有智慧云云。她在書本中找到陪伴她的「人」，找到另一種「生活的方式」。
「一個人的時間，其實是把自己投入去自己喜歡、自己會沉迷的事情上。一個人跟孤獨和寂寞是不同的。」華惠說。
有這種想法的人，一定不會是土生土長的日本人。因為，土生土長的人，對自己國家的文化，大多會以「約定俗成」、「理所當然」和「自古以來」去解讀、依從和接受。華惠在生活中質疑「理所當然」，那是因為她的「當然」，不是日式的「當然」。
華惠嚴格來說，是一個美國人。她在美國出生，六歲時才回到日本。和很多在外國出生，到求學時期才回到日本尋根、學習日語的「歸國子女」一樣，華惠也有很多「不明白」的地方。其中，她最不明白的是為什麼日本總是要求「和大家一起」（みんなと一緒）。
「小學時候，我經常也是穿牛仔褲。身邊的長輩就會叫我『偶然也穿穿裙子吧！』我就開始感覺到（社會的）壓力。
「男孩子就算是冬天，都要穿短袖汗衫短褲，因為這是『健康的孩子』的代名詞。如果女生穿男生的品牌，就好像是不正常似的。」華惠小姐說。
華惠的散文，沒有叫人不要隨波逐流，也沒有叫人遠離群體。《一個人的時間》，也不過是一本高中生面對社會「個人與社會」、「個體與群體」的生活筆記。
「大家都對着同一個目標努力，就會忘記自己喜歡什麼。」華惠小姐說。
哈哈哈，那麼像為了賺錢，放棄上大學，或是為了將來生活，就算不喜歡也念醫科會計的香港年輕人呢……？
「有很多朋友，都會說其實自己不知道自己喜歡什麼。他們都很煩惱。因為大人都會叫他們為將來選擇學校時，都要選自己喜歡的事。可是，他們總不知道他們喜歡的是什麼。人生遊戲中，選擇好像是很重要的。
「可是，我覺得『喜歡的事』，用力是找不到的。喜歡的事，應是一直在身邊的。
「比方說，一個喜歡烹飪的孩子，她不會芭蕾、不會鋼琴，母親們倒會在別的大人面前說那個孩子『什麼也不會』。可是，就算『整野食』在生活是一件多麼常見、多麼微小的部分，都應該好好的珍惜。因為，就算多麼微小，這都是那個孩子的天分，不可抹殺。」華惠說。
《一個人的時間》雖然是一個十六歲女生寫的小散文，可是，讀者群卻是全國性及跨性別的。不少父母都覺得華惠的話很有可讀性。一個五十二歲的打工男父親給華惠寫「讀者信」，說：「我有一個跟華惠小姐年紀相若的女兒。我也希望女兒會把《一》當成聖經。」二十七歲的主婦Ｋ小姐說：「一個人的時間，其實很重要。對我來說，這是令我有共鳴的書名。」
一個人如何不隨波逐流，一個人如何學習當一個人，一個人如何把一個人「當成一個人」，一個人如何在群體中保持「一個人」，西方有美國Jonathan Franzen的How to Be Alone，東方有華惠的《一個人的時間》，把「個人和社會」的課題反反覆覆地陳述。
身處香港這個狹小的社會、「擠迫令人退步」的世界，培養學習在時間表中加插「一個人的時間」，看來應是教育局將來要中小學生學習的重要綱領了。
【註】中學生流行語，是日語「Kuuki Yomenai」。原文直譯，是「不會讀空氣」，意譯大抵是「不會鑑貌辨色，不會看別人的眉頭眼額」。
原載：信報財經新聞，P38，副刊，面對面
作者：健吾
日期：2008-02-19
這兩個星期發生的事件，要切入的觀點，要釐清的概念，要說明的詞語，實在太多。
其中一個，叫「社會氣圍」──社會的集體道德價值、文化水平、網絡使用者操守、網民的品格……，在這一籮筐的概念中，其實是圍繞着一個老掉牙的課題團團轉──是集體和個人的關係。看抑或不看？轉傳抑或不轉傳？談抑或不談？聽抑或不聽？不看我會不會變成odd man？會不會被人家說我KY【註】？沒有人傳給我是不是代表我沒有朋友？我不傳人是不是我不當他是朋友？
高中生作家華惠，在「社會氣圍」這概念上，交了一冊上乘的功課。華惠，1991 年4月28日出生，算是「九○年代作家」。2000年、2001年參加東京都中小學生作文大賽，連續兩次得到「讀賣新聞社獎」。2002年得到全國中、小學生作文賽「文部科學大臣獎」。華惠小姐的右手是作家，左手是模特兒和演員，在電視台演出兒童節目。2003年出版第一本散文集《小學生日記》，以感性、坦白而精煉的文字打出名堂。現在，她正為兩本文學雜誌、一個文學網擔當專欄作家。《一個人的時間》是她的第三本散文集。
以上的事情，只是她九歲至現在十六歲這七年間的事。
有一頭飄逸得令人想起「章子怡」洗髮水的秀髮的華惠小姐，是一個對唾手可得的科技、時間、感覺、物欲和關係有反思的少女：「手提電話、手機電郵、電腦……，不論何時何地，只要幾個按鍵，就可以跟『一些人』有連絡的感覺。是一種『在一起』的感覺。因此，只要不跟人『在一起』，人就自然而然的感覺不安。因此，當自己『一個人的時候』，總會被人家覺得自己是『寂寞』的人，從而慢慢，開始擔心別人怎麼樣看自己。」華惠小姐說。
很多「日本通」都說，日本是一個群體主義的社會，很多日本的心理學者都以不同的比喻、說法去解釋日本的集體主義。學者派多一點的，就會把佛洛依德拿出來，指陳人類除了溫和飽，「被人了解」大抵是溫加飽以上的第三個需要。可是，被人「了解」倒不是簡單的。因此，比較「在地派」(down-to-earth）的學者就會說，只要在一起，一起做同一件事，微小的力量加起來，就會造就驚天地泣鬼神的事。如《紅白歌唱大賽》的百人歌舞、日本人新年沉迷觀看「箱根馬拉松」。這些都是「超越人類限度」的行為，人類是習慣對「跨越」、「成功」這些事情感動的。加上，「擁有共同經驗」也是在傳播理論中，兩個人要溝通的基本「需要」。情況有點像感情已轉淡的夫婦決定要生孩子一樣，「只要在一起，共同做一件事」，就算「大家不明白大家」，肩擦肩的帶來的安全感，至少也會暖。
華惠問的問題，雖然老掉牙，卻是世代間共通，而且是沒有答案的問題：「不跟別人一樣，有問題嗎？」套在香港的例子，比方說，我覺得那些照片是不應該被看的。看過後，我也會心緒不寧，會睡不着，會發惡夢。為什麼我仍要看？因為，我怕別人說什麼時，我不明白，會變得很白癡很天真很傻。
另一種生活方式
在個人與社會的拉扯間，華惠小姐說，一個人的時間是很好玩的：「我一個人的時候，我會看書、彈琴、插花……，其中，看書的時間會最多的……，最常陪伴我的，是書。
「在（小說）故事中，看到主角，我就會想，在現實生活也遇到這個人就好了。之後，自然而然我就會代入主角，我就好像不是『一個人』了。」華惠小姐說。
她不是說「一個人」很妥當、害怕孤獨的人是不好不夠獨立沒有智慧云云。她在書本中找到陪伴她的「人」，找到另一種「生活的方式」。
「一個人的時間，其實是把自己投入去自己喜歡、自己會沉迷的事情上。一個人跟孤獨和寂寞是不同的。」華惠說。
有這種想法的人，一定不會是土生土長的日本人。因為，土生土長的人，對自己國家的文化，大多會以「約定俗成」、「理所當然」和「自古以來」去解讀、依從和接受。華惠在生活中質疑「理所當然」，那是因為她的「當然」，不是日式的「當然」。
華惠嚴格來說，是一個美國人。她在美國出生，六歲時才回到日本。和很多在外國出生，到求學時期才回到日本尋根、學習日語的「歸國子女」一樣，華惠也有很多「不明白」的地方。其中，她最不明白的是為什麼日本總是要求「和大家一起」（みんなと一緒）。
「小學時候，我經常也是穿牛仔褲。身邊的長輩就會叫我『偶然也穿穿裙子吧！』我就開始感覺到（社會的）壓力。
「男孩子就算是冬天，都要穿短袖汗衫短褲，因為這是『健康的孩子』的代名詞。如果女生穿男生的品牌，就好像是不正常似的。」華惠小姐說。
喜歡的事就在身邊
華惠的散文，沒有叫人不要隨波逐流，也沒有叫人遠離群體。《一個人的時間》，也不過是一本高中生面對社會「個人與社會」、「個體與群體」的生活筆記。
「大家都對着同一個目標努力，就會忘記自己喜歡什麼。」華惠小姐說。
哈哈哈，那麼像為了賺錢，放棄上大學，或是為了將來生活，就算不喜歡也念醫科會計的香港年輕人呢……？
「有很多朋友，都會說其實自己不知道自己喜歡什麼。他們都很煩惱。因為大人都會叫他們為將來選擇學校時，都要選自己喜歡的事。可是，他們總不知道他們喜歡的是什麼。人生遊戲中，選擇好像是很重要的。
「可是，我覺得『喜歡的事』，用力是找不到的。喜歡的事，應是一直在身邊的。
「比方說，一個喜歡烹飪的孩子，她不會芭蕾、不會鋼琴，母親們倒會在別的大人面前說那個孩子『什麼也不會』。可是，就算『整野食』在生活是一件多麼常見、多麼微小的部分，都應該好好的珍惜。因為，就算多麼微小，這都是那個孩子的天分，不可抹殺。」華惠說。
《一個人的時間》雖然是一個十六歲女生寫的小散文，可是，讀者群卻是全國性及跨性別的。不少父母都覺得華惠的話很有可讀性。一個五十二歲的打工男父親給華惠寫「讀者信」，說：「我有一個跟華惠小姐年紀相若的女兒。我也希望女兒會把《一》當成聖經。」二十七歲的主婦Ｋ小姐說：「一個人的時間，其實很重要。對我來說，這是令我有共鳴的書名。」
一個人如何不隨波逐流，一個人如何學習當一個人，一個人如何把一個人「當成一個人」，一個人如何在群體中保持「一個人」，西方有美國Jonathan Franzen的How to Be Alone，東方有華惠的《一個人的時間》，把「個人和社會」的課題反反覆覆地陳述。
身處香港這個狹小的社會、「擠迫令人退步」的世界，培養學習在時間表中加插「一個人的時間」，看來應是教育局將來要中小學生學習的重要綱領了。
【註】中學生流行語，是日語「Kuuki Yomenai」。原文直譯，是「不會讀空氣」，意譯大抵是「不會鑑貌辨色，不會看別人的眉頭眼額」。
原載：信報財經新聞，P38，副刊，面對面
作者：健吾
日期：2008-0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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