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談倪匡

標籤: 左冷禪

自忖是倪匡的忠實書迷。
讀過下面劍客兄張貼倪匡先生一篇關於『冬蟲草』的政治諷刺文章∕政評，不禁馬上想到多年前（大概在一九六五年），倪生寫過一篇以『冬蟲夏草』為題的科幻小說叫『妖火』，後來在一九八六年由出版社重新修訂，一分為二，上集叫『妖火』，下集叫『真菌之毁滅』。這部書是倪匡第一部以衛斯理做主角的科幻小說（前兩部『鑽石花』與『紙猴』完全跟科學幻想扯不上半點關係），內容是衛斯理在除夕夜受人委託去追尋一位失踪多時的年青科學家叫張海龍的下落，書中當然不乏主角與國際犯罪組織和間諜的連番周旋，但最叫人意外的，還是內容提及基因改做工程，以冬蟲草變陳的原理去培植一科細菌。真難想像六十年代一個只有中等教育程度的作家會以這前衛的題材作小說，當中的震撼，程度可想而知。
倪先生現雖年屆七十有多，身材略為胖腫，但思路非常敏銳，多年前他在三藩巿的唐人街遇上一班老華僑譏諷他說：『咦，倪匡，乜你依家都咁窮途末路，走到外國，依靠洋人庇護？』倪生馬上裝成口氣說：『喺呀，我好驚，好似你哋咁。』
又有一次他接受電視台訪問，主持人問他封筆的生活過得怎樣，他答道：『好開心，吃飽就瞓，瞓完就食。』女主持問：咁咪好似隻豬？』。倪匡馬上哈哈大笑：『係呀，好似隻豬。』但不到半秒更正說：『有唔同，豬會俾人劏，我就自然死。』主持聽後除了陪笑外，就答不上咀。
蔡瀾寫過三部關於倪匡移居美國及返港的軼事，叫老友寫老友（上下集）及倪匡閑話，內容頗有趣，可當作笑話書借來看看。

《春秋》，還是新《春秋》？ --- 從一則佛門史料看宋代史學

標籤: 餖飣札記

蘇軾〈司馬溫公行狀〉說司馬光「不喜釋老」，溫公弟子劉安世云「溫公詆釋氏」(馬永卿《元城先生語錄》)，然而佛門史藉《佛祖統記》（下稱統紀）卻引溫公言行以張大其本，在筆者看來，那似是一場「美麗的誤會」也。《統記‧法運通塞志》皇佑五年(1053)條下，敘述淨因自覺禪師出家前嘗謁司馬光，知道溫公不滿歐陽修編《新唐書》時刪削唐代高僧史跡，並言范祖禹因而受啟發，另撰《唐鑒》，以補缺漏：

詔歐陽修同宋祈、范鎮修《唐書》，如高僧玄奘、神秀諸傳及方伎傳，乃至貞觀為戰士建寺薦福之文，並削去之。

有淨因自覺禪師，初學干司馬光，嘗聞其言曰：「永叔不喜佛，《舊唐書》有涉其事者必去之。」嘗取二本對校，去之者千餘條，因曰：「駕性命道德之空言者，韓文也。泯治亂成敗之實效者，《新書》也。」范祖禹聞光言，乃更著《唐鑒》，陰補《新書》之闕。

現在問題是，温公不滿永叔的是其排佛立場，還是其修史態度？無庸諱言，司馬光對待佛教並不完全否定，至少，他不吝讚美釋迦為「西域之賢者」。又謂：「其為人也，清儉而寡欲，慈惠而愛物。故服弊補之衣，食蔬糲之食。岩居野處，斥妻屏子，所以自奉甚儉，而憚於煩人也。雖草木蟲魚不敢妄殺，蓋欲與物並生而不相害也。」(《文集》六六〈秀州真如院法堂記〉)此外，他也像當時士大夫一樣，與僧人交往酬和，留下〈送僧聰歸蜀〉、〈送惠思歸錢塘〉等詩。但這不代表他會忘其來路，或陽儒陰釋。他儒家信仰是很堅定的。其實統紀所述背後，隱藏的，是宋代不同史學范型的角力。天水一朝，傳統史學大昌至盛。論質與量，官方民間皆創設斐然。此時亦醞釀着以理學革新傳統敍事史學的思潮。唐末至五代十國，宋人以「干戈賊亂之世，禮樂崩壞，三綱五常之道絕，而先王制度文章掃地而盡於是矣。」形容。宋興，人心思治，欲恢復儒學三代禮樂，於反省得失後，發現撥亂反正莫先於正人心，正人心莫先於正學術，學術也跟着變，那就是屏斥漢唐注疏之學，創立自許能溯聖言本懷的義理之學。流風所及，史學亦為之一新，而以重新詮釋《春秋》為其濫觴。宋人治此經，無意消愒時日於叢脞，主張揭其「大義」，「觀大倫理、大機會、大治亂得失」(《朱子語類》八三)。以此視角觀之，《春秋》亦提供了後人撰史的范式，即「而其大要，不過辨君臣等，嚴華夷之分，扶人理，遏人欲而已。」也。歐陽修正是受此風氣哺育而著史的。在其《新五代史》，可見他處處以綱常倫理褒貶人事。要突出大義以供讀者借鑒，甄別史料就不可能漫無取舍，無裨世道者固然要割愛，異端中人，即使有特殊貢獻，更加要一字不留，趕盡殺绝。永叔之所以芟削高僧史迹，不是純從個人喜惡出發，而是回應時代使命也。若果連佛法也葑菲不棄，又如何能嚴華夷之分，復名教之常？但，那又是何等狹隘嚴苛？淫祠妖祀者固不論，試想玄奘何等大德，對中印文化交流影響至鉅，也要「人間蒸發」！如是觀之，與其說是修史，不如說是作者借古人之口宣揚他所信奉的一套道德倫理理念而已。

與那種筆如斧鉞，任意刪減的史學學風針尖對麥芒的，是實是求是的傳統史家。北宋吳縝說「夫為史之要有三：一曰事實、二曰褒貶、三曰文采。」所謂「事實」，不是受認知框架限定篩選的「事實」，而是「有是事而如是書，斯謂事實。」又云：「若乃事實未明，而徒以褒貶、文采為事，則是既不成書，又失為史之意矣。」著史而徒以褒貶文辭為重，何不杜撰故事以宣洩其苦口婆心？起碼可省翻檢史籍之勞。吳氏就撰《新唐書糾謬》，《五代史記纂誤》，取二書紀志表傳參伍錯綜、揭其舛誤，歸納為二十門類、臚列數百條訛謬。其實與「理學化」史學對立的，還有呂祖謙以及其學侶浙東學派諸人。這一派重事功，不甘只做晬面盎背，德有餘而力不足的「醇儒」，而且視史學為獨立一門，相反程朱等人視史學為經學之附庸。呂氏教人，並不先教之以論孟，而是讀史。理由就是史比經更能給予具體行事準則，那是後話。

司馬光修《通鑒》，是接近吳縝一派的。溫公以較可信的史料入史，附之同一史實於他書的異載，「參考群書，評其同異，俾歸一途，為《考異》三十卷。」將《通鑒》與《新唐書》比較體例，永叔口氣近乎獨斷霸道，溫公則科學客觀得多。據說溫公洛陽修史時，曾與程頤論唐事，兩人爭拗不休，結果是溫公沒有放棄原本見解修改《通鑒》。而參與編纂的范祖禹(淳夫)，「嘗與伊川論唐事，及為《唐鑒》，盡用先生之論。」(《程氏外書》十一 )可見統紀所載不實。《資治通鑒》，顧名思義，是站在儒家立場寫給帝王的「教科書」，或者會問，為何溫公不走永叔的路子，寫得「精約」點，讓君主於案牘勞形之暇，舒舒服服地令治國之窾要犂然於心？《通鑒》載南朝宋太祖元嘉十五年(438)立玄學、文學、史學後有溫公按語：「臣光曰：《易》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天下無二道，安有四學哉！」君子立身處世，必以成德為鵠的。這是溫公三十九歲時所著《迂書》中强調的。成德的目標則是匡濟天下，是實踐的、行動的。曷克臻此？別無捷徑，唯有多汲取前人經驗而已。唯有這樣，才能夠更充份「揆人情，識物理」，才能避免墮入教條主義的窠臼，造出「以理殺人」的寃假錯判。此所以迂叟不滿永叔，不只是學術觀點的歧異，也出於實際的政治需要。亦與浙東學派宗旨有契合處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