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宪益逝世

著名翻譯學者楊憲益逝世

杨宪益先生访谈
[日期：2008-01-06] 作者：戴 萍
　　

著名翻译家杨宪益就住在什剎海边某胡同的一处小四合院中，笔者去看他要走一段不通车的路，谈起这事，他说﹕「这是无所谓的，反正我也不需要出门。」

　　九十二岁的杨宪益整天坐在躺椅上，自从三年前（二○○三）中了风，他便不能走路，他指偏瘫的左腿对笔者说﹕「我不能再去医院了，每次从医院回来都一身病。」指他三年内住院两次，医疗效果甚微；但他看起来气色红润，泰然自若，屋旁连个小院子，花草略有荒芜，他说也不大过去，若起身动作便需要一位帮佣扶 ，他说话很轻，令清幽的环境更是显得清寂。他说他到这个年龄了，不喜欢回忆什么，因为一生都很顺利。他也不再做梦。每天晚上看一看电视新闻，八点钟睡觉、早晨七点钟起床，日子就这样过，没什么的。他总是要把话题转到笔者身上来。十年前在香港，笔者曾采访过他，他还记得。他很少谈及自己，而是对笔者这些年的情况问个仔细，不过时而将名字弄混。尽管记忆力大不如前，他的温雅体恤的品质是一如既往地留存下来了。

佳公子喜浪漫与冒险

　　当笔者拿出一本《漏船载酒忆当年》，这是杨宪益近年出版的自传，原版是英文。问他为什么不用中文写呢，他便说﹕「哦，这是有个意大利朋友叫我写的。」言下之意是如果不看朋友的面子，这本书根本不会出炉。「中文版删掉了很多。」他说，指***年他声援学生运动那部分，他又表示对此也无可奈何，「我都是这个岁数的人了。」他解释说。问他对此书的意见，他还说有很多东西没写进去，那只是他人生的一部分而已，「人生是有很多事的嘛，譬如我小时候的老师教过我什么东西，跟老师的关系，上教会学校有很多同学朋友，大家一起作诗，我跟我父亲的关系，等等。去英国读书那部分故事更多。我跑过很多地方，欧洲、加拿大、澳大利亚、日本、印度，等等，都没有写进去。这些我的意大利朋友不感兴趣，就不写算了。」

　　该书的英文原版题名为「White Tiger」，意为「白虎星照命」，引用的是开篇的一段，杨宪益提到他出生之前，母亲梦见一只白虎跃入怀中。据算命先生说，这是吉兆又是凶兆，指这孩子在历经重重磨难和危险之后，将成就辉煌的事业。杨宪益对这个预言不予评价，在书中，杨宪益揭示自己从一位大家公子到留学牛津及回国工作的过程，他自称「浊世佳公子，喜好浪漫与冒险的情怀」，而他的人生确实是伴随中国社会主义革命运动起伏升沉，他最乐意向笔者提及的是「文革」的一段坐牢经历，「在牢中和几个犯人关在一起，他们干什么的都有，我教他们读唐诗唱英文歌曲，他们也教了我很多，教什么？偷东西哪，杀人哪，我也从他们身上学了许多东西。」杨宪益说便微笑说，「我们相处得很好，大家都是朋友。」

　　有关这段无缘无故坐牢经历的荒谬性，杨宪益只以平平淡淡的语气带过。他说，在那些年里，他在外文局的不少同事都被打死，有的被迫自杀了，他因为坐牢才躲过了各种各样的劫难，所以监狱归根到底不是一个很坏的去处。当时坐牢的还有他的英国妻子戴乃迭，因此他估计他们的罪名是与被怀疑为「里通外国」有关。戴乃迭已于一九九九年去世，她的一张素描像就挂在客厅墙上，提起她，杨宪益便说﹕「她坐牢比我辛苦，我有一群犯人陪伴，她就被单独关，没人跟她说话。」他重申妻子并没有因为那一段境遇而埋怨什么，只是后来变得不太爱说话，尤其是儿子因为受牵连而死，令她健康受到影响。笔者指出戴乃迭活了八十岁算高寿了，杨宪益便点头同意。

让世界认识中国文学

　　在中国翻译界，杨宪益和戴乃迭是珠联璧合的一对翻译家，正是他们合作将许多著名的中国文学作品翻译成英文，如《红楼梦》、《楚辞》、《儒林外史》、《宋明平话选》、《唐诗》、《宋词》、《汉魏六朝小说选》、《鲁迅选集》等，达百万字﹕尤其是三卷本《红楼梦》是唯一由中国人翻译的全译本，它是中国和英语国家文化交流中的大事。杨宪益曾经说，有了戴乃迭的帮助，似乎没有什么是不可以翻译的。常常是杨宪益手捧中国的古典名著口译，戴乃迭手下的打字机飞快地响动。杨宪益也是一位汉译巧匠，曾把荷马史诗《奥德修纪》、古法语史诗《罗兰之歌》和古罗马诗人维吉尔的《牧歌》等翻译成中文。至于翻译有什么奥妙，杨宪益又是一句大白话﹕「要是原本你懂了，翻译成外文就没有错。」有一份英文版《中国文学》杂志，正是由杨宪益与戴乃迭分别担任主要译者和执行主编近五十年。这份刊物一度是中国文学作品走向世界的唯一窗口。

　　要说起这一对夫妻，还须回顾一九三年代杨宪益在留学牛津大学的年代，他与戴乃迭相识相爱的浪漫经历，杨宪益在自传中述寥寥，但这一段历时近六十年的异国情缘在文化圈有口皆碑。熟悉他们的人都说，很少见过这般恩爱不渝的夫妻。

　　杨宪益曾在妻子过世后写下一诗，如今它就挂在他卧房中床铺上端的戴乃迭遗照旁﹕

　　早期比翼赴幽冥，不料中途失健翎。结发糟糠贫贱惯，陷身囹圄死生轻。青春作伴多成鬼，白首同归我负卿。天若有情天亦老，从来银汉隔双星。

趣致闲散的神韵

　　杨宪益是一位趣致闲散的人物，他对于自己被外界称道的专业工作，只淡然说﹕「哦，本来我不喜欢翻译的，要是生活可以重新选择的话，我大概要多看些书吧。」他年轻时候便喜爱博览群书，由于天资聪颖，考试总能轻易过关，便有很多时间读书。他曾写过大量论文，论述范围包括中国古代史、中国文学史、古代神话传说、古代中外关系史及中国少数民族早期史等等，其中一部分曾经结集为《零墨新笺》。他说，他有可能成为一个历史学家，翻译工作让他离开了学术研究这条路。「这也无所谓。」他说。

　　他一边谈话一边不停地抽烟，是「飞马牌」，为什么呢？「一块多钱一包，便宜。」他说，「在中国我抽中国烟，在英国我抽英国烟。」他说抽烟当初是跟戴乃迭学的，每天要抽一两包，说起这个便又将话题引到「文革」中去，「就那四年坐牢期间我没有抽烟。」他也爱喝白酒，由于前年得脑血栓，医生劝告戒酒，便只保留了抽烟的习惯。笔者指出抽烟对身体不好，「我不管，顺其自然吧。」他说，在谈话中他总是毫无避讳地提及「死」字，周围很多人都死了，包括以前的朋友，说 便「呵呵」地笑了。近年他偶尔会和几个文化界老朋友聚一聚，如黄苗子郁风丁聪等，也有海外友人去看望他。当他谈这些的时候，一只猫从他脚下窜过。「原来还有一只母猫，死掉了，现在只剩下一只了。」他微笑说。

　　在杨宪益的卧房橱柜上有一个人头骨，当笔者向他提及这个，他便说﹕「是假的。」他说自己原来有过一个真的人头骨，那是「文革」期间，他在外文局院子里捡到，随手就带回家中当观赏物了，为了取乐，又在里面种上几株小小的仙人掌。那年他出狱，见仙人掌已长得一英尺多高，却由于缺水早就枯死了。他谈起这个也是用风轻云淡的口气。他说要给笔者一本书看看，笔者去书柜找，未曾找，他便说，「嗨，说不定是被哪个朋友拿走了。」他说经常有人到他这里取书的，再看老人家的书橱，果然藏书不过尔尔，当笔者指出他橱柜上有一些石头甚为有趣，他便说﹕「你喜欢哪个就拿回去吧。」他说他不是个好的收藏家，收藏是很随意的，前几年搬到这个胡同中的家，出去逛店子见石头，便买了，就是因为价钱便宜。从前他买过不少字画，凭他教授级别一个月二百多元的工资，在隆福寺收罗的明清字画，多是三四元一幅，算是买得起，他买画也不问画家，只要好看就行，后来这些字画价格飞升，但都被他送人了，有一批还捐给了政府。

　　杨宪益还有两个女儿，大女儿在美国，如今陪伴他的是小女儿一家。笔者到访这天，恰巧小女儿回家时带了一些灶王爷吉祥物，杨宪益见便招呼让笔者带一个回家，并打趣说﹕ 「今天你收获不小吧。」笔者问他是否相信这些中国民间传统的东西能保福祛邪，他说不相信，「毕竟是中国人嘛，家里有这些东西也不坏。」他说。

楊憲益英文自傳節錄

Yang Xianyi, White Tiger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2002), p.291:

I was full of helpless rage and grief. At midday the BBC office rang me up from London and asked me what I thought of the massacre. I was still in a towering rage and through the phone I denounced the people responsible for the crime, calling them fascists. I said that there were a few die-hards in the top échelon of the Party who could not represent the whole Party. I repeated what I had just heard in the morning and I said that these people were worse than the northern warlords in the early days of the Republic, and worse than the Japanese invaders. Even those earlier fascists had not committed such a heinous crime like this, though this group called themselves Communists. Some days later I heard from friends that they had heard my denunciations through the BBC loud and clear. Many people even made copies of my outbursts. It had made quite a strong impact abroad and I was gla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