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Ｌ君書---談「六經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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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教謂馬一浮訶章實齋「六經皆史」說為「流毒天下，誤盡蒼生」，遂取其書再尋繹一過，反而覺得蠲叟所罵為流毒者為章太炎之尊經說也。蠲叟畢生闡發義理，又認為六藝乃孔氏遺書，自然與古文家（還要是那樣名氣大，門生廣的）大生齟齬矣。眾所周知，太炎之尊經，目的在於「激揚種姓」，使國人於顛沛流離之際，知吾國文化有此瑰寶，而不致自卑自賤，甘伏俎上任外夷宰割也。不過，在他眼中，「經乃常道」乃係後起之義，本義只是一切書籍之通稱。孔子以前，固有所謂經，孔子以後著作也可以用上「經」名。（章學誠以後人擬經為僭）至於夫子，則係一良史而已。如此一說，等同將六經之光環閹割剝除。難聽點說，如此尊經，好比流俗金石家嗜蓄三代鼎彝法物，珍而重之，卻無意考究上面異文奇字所喻道理為何一樣。這心態，在１９１１年致吳承仕信中已表露無遺﹕「僕輩生於今日，獨欲持任國學，比於守府而已。」也就是說，勿使故物蕩析而已，於經義固無所發明也。那麼，湛翁既然斷言太炎與實齋同一鼻孔出氣，實齋口中所謂史，是有「史意」，能「經世致用」的史，抑或是「史料」之史？其實兩種意義兼有。只要回顧實齋所處學界氛圍便能了然。當時講宋學者，只袖手談心說性，嗤論史為粗（錢曉徵謂此輩似精而實粗）﹔治考據者，則埋頭摘句尋章，摒義理不談。實齋遂自立一軍，以救斯弊。針對前者，他以為古人無私家著述之事，亦未嘗離器以言道，六經乃先王之政典，為官師所守。私人著作出現，乃在官師既分後之事。孔子亦非著述之人，他只係刪訂六經，說﹕「事有實據，而理無定形，故夫子之述六經，皆取先王典章，未嘗離事而著理。」（《文史通義‧經解》）並舉《尚書》為例﹕「名臣章奏，隸於《尚書》，必敍其事以備所言之本末，故《尚書》無一空言，有言必措諸事也。後之輯章奏者，但取議論曉暢，情辭慨切，以為章奏之佳也。不備其事之始末，雖有佳章，將何所用？」（《文史通義‧書教》）又謂「六經皆周官掌故，易藏太卜，書春秋掌於外史，詩在太師，禮歸宗伯，樂屬司成，孔子刪訂，存先王之舊典，所謂述而不作。」另在《和州志藝文書序例》自注，也講同一意思。又《報孫淵如書》中云﹕「愚之所見，以為盈天地間，凡涉著作之林，皆是史學，六經特聖人取此六種之史以垂訓者耳。」對於後者，就奉勸勿泥在知識一邊，作殫心皓首而未聞道之人，應該了解夫子刪訂六經，志在明道﹕「先聖先王之道不可見，六經即其器之可見者也。後人不見先王，當據可守之器而思不可見之道，故表章先王政教與夫官司典守以示人。」（《文史通義‧原道》）誦習先王典謨，目的為何？就是「經世致用」，但並非死守泥古，而係需要參酌時勢，旁推交通﹕「事變之出於後者，六經不能言，固貴約六經之旨而隨時撰述以究大道。」（引同上）這個說法，就和太炎視六經近乎骨董的態度大異其趣了。所以呀，如果說太炎承襲實齋，也學得太流於片面矣，不單止沒有進步，而且還開倒車！「學生」比「老師」還保守，你說是否天方夜譚？「六經皆史」是砒霜或毒藥，真是見仁見智。還是那句套話，運用之妙，存乎一心。我個人較認同錢穆先生那平允的詮釋，就是呼籲學人求道，勿僅守住幾部經典，而係擴大至一切大小史料。這可能跟我性情有關。我知道湛翁對實齋也有措辭嚴厲的批判，不過焦點已稍為挪開一點，在《泰和會語‧論六藝賅攝一切學術》中，謂實齋於秦政必為回護，這個一時未能斷言。但他眼孔特大，確點出「六經皆史」說中一種危險傾向，誠碻論也。

又，來教引湛翁說，謂魏源亦出自實齋，則前所未聞也。錢穆則謂龔定庵才是嫡乳，兹不具引。愚謂默深雖昌言經世，却並非如常人理解般僅「師夷之長技」，徒騖於器末而已，對於西方政治，他也歆慕不止。具見《海國圖志》卷五九。

另，尊兄立論，似與湛翁六藝攝一心說甚具淵源，知兄定會別具手眼，為六經開生面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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