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徒安裕安生--錄評近文若干篇

標籤: 明日黃花, Y.T.

拙按：陳方安生勝選，以無民主則無民生，曾德成挑之於議事堂，不意蜂評遽起，過曾者多。十二月九日，明報載安徒安裕兩文，俱以過曾為旨。安徒之大論忽然，安裕之力嗟今古，雖多槐罵，未減龍雕。姑錄時鳴，用存言紀。又陳景輝借題援筆，槐罵及於彼所謂殖民之幽靈者，謬之甚焉，予乃辯之於後。蓋無民主則無民生之論，用高民主之聲價而已；鑑之乎史，其論固謬，質之乎發論者，則謬且誕耳。夫發論者苟不欲往績盡貶，則其功為證，雖時無民主，民生猶大可為也。人念港英，念民生之日進也。今所謂無民主則無民生者，當日持盾以為政，今日舉矛而為言；其言立，則其政一無可取，其政存，則其言所自必虛。虛也無他，忽然民主者，用高民主之聲價而已。安徒安裕固不鑑此，而陳景輝更無所及之，是無民主則無民生之論見愛於彼，雖忽然民主之人，此論既發，即屬同路，何忍其論受攻，其人受諷乎？怒而屬文，以保新譽。至若落地執沙云者，非干民主，安徒安裕無慮逞其才耳。

(1) 周日話題﹕旗幟鮮明 狠批忽然 文﹕安徒

人生如戲，政治亦如戲。政治即是戲劇這項隱喻，今天已非什麼真知灼見。但香港觀眾最不甘心的是，為什麼香港的政治演員，總是演不入戲，以至荒腔走板的鬧劇層出不窮。

再別說陳方安生參選之初，在遊行途中去恤髮，是拋不開當官心態和習慣，就連當上民政事務局局長的曾德成，也不鳴則已，一鳴驚人。上任幾個月，他究竟有沒有進入當一個特區政府局長的角色，還是以為寫自己的演辭，就是寫《大公報》社論？

當日曾蔭權換屆連任，名單中傳出有親中左派紅人曾德成，社會上沒有惹來太大反應。沒有什麼成見的香港人，亦準備拭目以待，不去搞擾這個「和諧社會」局面。

民主派的鄭經翰最近還撰文，為曾德成寫下一大串華美頌辭，並說他是「特區政府新官當中安全系數最高的一個，日後肯定可以扶搖直上，在建制內建一番功業。」(原文如此)

根據鄭經翰所說：「曾德成一向低調，作風正派，沉實堅定，原則性強，在個人道德品德和操守上，肯定不會予人可抓之辮子。」鄭經翰還說：「他是個典型中國傳統知識分子，律己以嚴，待人謙厚，自學成才，文學歷史修養，肯定是芸芸司局長中最高。作為知識分子，他官威最少，下班私人時間堅持不用司機……」

謙厚官威少的論斷

曾德成用不用司機，筆者無從得知，也不關心。然而證諸早兩日曾德成在立法會恭迎新任民選議員陳方安生的態度，曾德成「待人謙厚」、「官威最少」的論斷，就頗堪細味商榷。

曾德成身為民政局長，利用總結陳辭時段，回應議員們一輪實質無關痛癢的「社會企業」辯論，卻一口氣創造了一大串新詞妙句：「『官生』不是『民生』、『官生』不是『安生』、『忽然民主』外還有『忽然民生』」……管它通與不通，已收震懾人心之效，也使大眾領教了，香港《大公報》系統悉心栽培下自學成才者咄咄逼人的文風和修養，也讓人明白，曾德成是如何的「待人謙厚」。

不過，這段反唇相譏，言辭刻薄的精彩發言，含沙射影地招呼一個立法會新丁，除反映了左派對敗選如何焦躁不安，如何「輸不起」之外，究竟又是不是一種「官威」？

流氓革命建制風格

在英式文官制度約束下，香港人大概很少看見高級官員發威發惡(當然，中下級政府官員的官僚作風、傲慢冷漠，卻是常有經歷)，多見的反是官僚的油嘴滑舌、口是心非。曾德成這種時而怒目相視，時而搖頭晃腦的政治表演風格，對大部分香港人來說都是陌生的。以前從內地駐港官員的嘴臉中看過，反感之餘，籠統稱之為「大陸味」。

的確，把這種實質「仗勢凌人」的政治表演風格稱為「官威」並不太準確，因為人們往往在這種中式當官姿態中看到，與其說是官員精英欺壓平民百姓的氣焰，不如說是那分與宗廟殿堂莊重的氣氛格格不入的流氓味。

流氓會罵官，革命分子也罵官。有時流氓和革命分子之間，只有一線之隔。當革命分子一朝當官，流氓味和官味就產生奇妙的化學作用，在官威下透露出流氓本性和洗刷不掉的革命分子風格。所以共產黨人罵起官來，會似個激進革命分子，但他們之間互相批鬥，就活像一群流氓。所以，用有沒有「官威」來定義一個「流氓／革命分子／官」這種混合人種，其實沒有什麼認知意義。

曾德成被標籤為「根正苗紅」的左派，年少時定必心儀馬列，痛恨資本家，以前叫這種做「階級感情」。可是在香港，就算在內地極左當道的文革時期，反資其實都只是虛應故事。就算是工潮引發的六七暴動，事後也絕少給土共定性為「反資本主義」鬥爭。馬列信徒的階級感情，最終還是發泄在港英身上。

無論是「反資」還是「反殖」，這種「樸素」的「革命分子」感情，表面看起來和梁國雄那類反建制的街頭戰士，應該有兩分相像才對。可是，放在中國的脈絡底下，沒有人會把曾德成列入反建制一系。因為，與其說曾德成和《大公報》有一種反建制的風格，倒不如說，是一種混含了流氓、革命分子，和另一個強大官府靠山的「革命建制」風格。

忽然興起身分迷失

曾德成在聖保羅讀書時因參加暴動，派發傳單，被補入獄，對殖民政府自是恨之入骨，這個他從不否認。在羅湖邊界這一邊，他是個政治犯。但他自始之後，加入《大公報》，扶搖直上，官拜港區人大，卻是不折不扣的「紅色貴族」。是官是民？端視乎你從那一面看。

香港回歸十年，中央對一整代香港「紅色貴族」當年「愛國反殖」的舉措，卻是諱莫如深，既無評價，亦無悼念。一方面畜養他們成為名義的政治特權階層，一方面又不信任由他們來擔大旗，掌帥印。如今，只有曾德成一人，孤身在由當年殖民高官曾蔭權把持的特區政府底下，包圍在一大批「忽然愛國」者中間，恍如「無間道」的臥底。比筆者是他，也會產生身分迷失的錯覺，不知人間何世。

一九九七年之後，英人下旗歸國，從前殖民建制中人，紛紛分化走位，歷練自己的政治伎倆和良知耐力，把靈魂反複拿出來拷打、質問，無論結果傾左、傾右，都是希望「洗底」，以便「重新做人」。

事實上，二○○七年這場「兩太對決」，主調仍是前殖民地走卒的「洗底工程」，背景仍是身分迷失。不要說民主派中有人心不甘、情不願，就算是所謂建制陣營中，由吃過港英苦的阿伯，去為多年替英女王打工的葉劉拉票，又是怎樣一項難堪和尷尬，沒有阿爺壓下來是永遠辦不成的政治任務。

可是，「洗底」不是革命。革命是改朝換代，新時代和舊時代斷裂，一切從頭開始，除舊布新。「洗底」卻是一切依舊，只是易容扮裝，爭先變臉。

九十年代，香港的流行政治術語是「轉」，廿一世紀的流行政治術語是「忽然」。「轉」的比喻，還包含有一個軌，有一個載具，有一個方向。但「忽然」所指涉的，卻是來去無蹤，轉瞬生滅，沒有理由，無從解釋，要變就變。

此所以民主派史泰祖「忽然」支持葉劉，勞永樂「忽然」變街頭戰士，陳方安生「忽然」支持普選，葉劉淑儀「忽然」愛國……我們的媒體都不再用「轉」這個開始老化的形容詞。

香港的「洗底」競賽是如此急激，「新」分子和「舊」分子亦難以區分。反正「新」中有「舊」，「舊」中有「新」。但這樣來去無常的「忽然來」，「忽然去」，卻觸發社會上廣泛的神經衰弱和「忽然恐懼」症。

要幫助香港人克服這種新染的「忽然恐懼」流行病，政府應帶頭做好防疫工作。

只有洗底沒有反殖

如果曾德成局長真的(如鄭經翰所言)是「原則性強」，自己沒有「忽然」改宗，仍然如當日一樣，尊奉馬列，那他相信的應該仍是「革命」。要革港英殖民主義的命，就是翻天覆地，改朝換代，把港英餘下腐敗的殖民地體制，打個稀巴爛。

曾德成當日在《大公報》社，苦修自學，鑽研梁效、石一歌、丁學雷、羅思鼎等化名的文化大革命批判班子，學習他們那些洋洋灑灑、文辭火辣、瑰麗誘人的文章。在這班精神導師身上，汲取他們當文化打手的尖刻修辭術之餘，想定必也認同，真正的革命，一定要除舊布新，不容含糊吞吐，因為不破不立。

殖民社會是「民不安生」、「民不聊生」的舊社會，那洗脫殖民地恥辱回歸之後，一定要把香港建成一個鶯歌燕的艷陽天。「舊社會把人變成鬼，新社會把鬼變成人」。不把舊社會打倒，回歸又有啥意思？

正因為這點令人敬佩的革命分子文化基因，在曾班子云云眾高官當中，亦只有德成局長可以「忽然」跳出局長角色，大翻殖民地舊帳，令人對民主民生雙雙欠奉的殖民舊社會，多加一分痛恨，聽後恨不得立即拿起槍桿子，去再革他媽殖民餘孽的命！

可是，這樣一來，曾德成必然是個孤獨戰士。因為香港從頭到尾，都是只有「洗底」而無真心誠意的「反殖」，更遑論「反殖革命」；有革命自慰，有托庇於革命政權的官，卻無革命分子。新社會和舊社會無法來一場大決裂，大決算，於是就把人人變得有一點像鬼，也把每隻鬼都變得有點像人。如論者所言：「滿城都是人不像人，鬼不像鬼！」

一貫躬行一種信念

如果鄭經翰所言的曾局長，的確是「沉實堅定，原則性強」的話，就沒有理由也只是鬼話連篇，「忽然反殖」，而是深入清算包括曾蔭權、葉劉淑儀在內的前殖民地高官，有多少是以「官主」冒充「民主」，以「官生」扮作「民生」。

為了扭轉長期殖民愚民的橫逆，嚴防殖民主義復辟的陰謀詭計，曾局長理應帶領香港社會各界，狠批「忽然主義」，主張「一貫」主義，並以「原則」為先。除了律己以嚴，少用司機之外，更應在香港這個「忽然妖術」當道的社會以身作則，明白說明自己如何「一貫」躬行一種信念，例如自己除了時刻跟緊中央外，如何貫徹他信奉的馬列主義。

曾局長早前說過，愛國是發自內心的天性，所以批判「忽然愛國」並不難。難卻難在所愛之國，為什麼多年來又會忽然親蘇，忽然反蘇？為什麼忽然批孔，今日又忽然尊孔？為什麼忽然批鄧，今天又忽然擁鄧？為什麼當日信奉全世界無產者團結起來，今日忽然容許資本家入黨？

相對於這些拿千萬國民來開玩笑的忽然歷史鬧劇，香港近日這些荒腔走板的忽然風波，其實也只是一齣小丑戲。而作為觀眾，香港人只是卑微地要求演員入戲一些而已。拜託。

曾局長，加油！

文﹕安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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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安裕周記﹕三十年大夢將醒乎？ 文﹕安裕

這是一課很好的中國歷史溫故知新。我說的是那天曾德成局長在立法會議事堂上眉怒責陳方安生那一回。

中國近代史裏像曾局長那天的語言行為早已有之，香港市民不必大驚小怪，一九六六年六月二十日《人民日報》題為〈革命大字報是暴露一切牛鬼蛇神的照妖鏡〉的社評應該就是曾局長的先行者——「革命的大字報，大長無產階級的志氣，大長工農兵群眾的志氣；大滅反黨反社會主義一切反動派的威風，大滅資產階級權威老爺們的威風」。

半年之後的十二月二十七日，清華大學蒯大富在「首都徹底批判劉鄧資產階級反動路線誓師大會」上有這麼一段講話﹕「不管是台前的，還是幕後的，通通把他揪出來，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把他們打垮批臭砸爛，打入十八層地獄，叫他永世不得翻身！決不猶豫，決不留情，決不客氣，決不憐惜！」

眼熟不？那天曾局長把陳方安生議員批了個稀巴爛的時候，不免讓人想起《人民日報》和蒯大富這兩篇文章。把時間地點人名改動一下，我們那天看到的就是文化大革命批鬥的現代版。這一課中國近代史，比起帶學生翻山涉水去黃埔軍校到烏蛟騰來得實用﹕四十年前的中國，就是在這種睚眥必報復仇心理下，一天一天的爛下去。

那天的立法會議事紀錄應該是一份歷史，除了曾德成從歷史的高度來炮轟陳方安生，還有商務及經濟發展局長馬時亨講到迪士尼樂園合作條款時的「有很多當時的官員現在都坐在這裏」；工聯會議員王國興的「好似陳方安生那樣，可以十成按揭去買樓」。明的暗的合官民之力招呼一個老太太，若不是陳方安生的份量，那些牛頭馬臉哪有時間纏你？

陳方安生其實犯不動氣，議事堂上確是無事不可談，議員官員都有言論免責權，美英國會亦復如是，陳太要接受民主洗禮，這種以眾凌寡以男欺女就得適應一下了。至於陳太日後要不要動議為一九六七年暴動被左派暴徒土製炸彈炸得腸穿肚爛無辜身死的市民致哀；或是為商業電台播音員林彬離奇被殺重開死因研訊；又或是重新檢視英殖時代留到今天的政府官員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的忠誠程度；甚或是傳召董建華到內會研訊到底中央人民政府在迪士尼樂園事件中有過什麼指示，那是陳太的在立法會的言論自由，人們不可置喙。

香港市民對曾德成一番文革語言的錯愕其來有自，香港是一九四九年中共建政後國人南逃避秦的安樂窩；對於政治，香港市民熟得不能再熟，一九四九年中共建政，一九六二年大量難民越境而來，一九六六年文革災難，七十年代初梧桐河日復一日的紅衛兵浮屍，還有介乎其間的天災人禍，四百萬市民感受深刻。到了一九七六年大陸逐漸肅清左毒，把心機都放在改革開放上，港人真心相信中共自今之後絕對不會把文革從歷史殘燼翻出來，想不到今天給曾德成這幾句話把人們從三十年的大夢裏驚醒過來。

三十年來唯才唯用不管左右

在這三十年，香港是百川匯流之地，官場誰上誰下都是閒事，左派右派當家只要管治得好公平公正，哪有人會說三道四。十幾年前左派在民主旗幟下組黨參政，右派無人質疑他們到底是不是真擁獨裁假護民主；香港就是這樣一個實用主義當頭的地方，一切唯才唯用。人們應該記得，在中英就香港政爭最烈的幾年，彭定康還邀請了民建聯幾位先生，包括曾德成兄長曾鈺成到港督府。我還記得電視片段裏，曾鈺成譚耀宗西裝筆挺的從港督府裏走出來，就站在車來車往馬路邊接受採訪。這次會面到底在客套的外交辭令底下談了些什麼，大概只有曾譚知曉，但曾譚他們到今天點滴在心頭的恐怕是﹕彭定康這癟三真有兩下子，明知民建聯是何許人也大袍大甲演這場戲。

幾十年來，香港左派在不同的戲台上都曾經粉墨登場，但從沒有一齣是擔正主角——一九六七年「反英抗暴」，死的傷的都是左派系統優秀人才，投獄三年出來之後，除了把傷病員送到一海之隔的澳門鏡湖醫院休養之外，沒有一句表揚；反過來卻飽受批評，左傾盲動主義、不識大體、強行出頭，這些說話三十年前左派機構誰都聽過，結果是左派內部開始了靜悄悄的大規模出國潮，主管們節衣縮食把兒女送去外國，有心人不妨明查暗訪，七十年代後期，本地左派頭面人物有誰沒有把兒女送到外國去？表面上這是對香港教育制度缺失的否定，實是對偉大祖國呼之則來揮之則去的強烈反彈。

就在同一時間，香港左派開始改頭換面的形象工程，這固然與中共全力開放改革有切肉不離皮的關係，然而也和時移勢易下的變身有關。於是，香港政治浮出一個頗為動聽的名詞﹕開明左派。這是一些走出來不像表叔的左派，他們口舌便給，形象討好，思想遠較傳統土共來得靈活。傳媒見此變化，打開大門張開雙臂歡迎，「政壇劉德華」、「政治電算機」這些名詞逐日逐日出現在報章政治版的字裏行間。那幾年香港仍在英治底下，左派心有避忌，但就在這種和緩氣氛之間，竟然造就了前所未有的左右共治、一團和氣的氛圍。

政見不同劃地為界並非新事，二百年前法國議會兩派各坐左右一方，從此才有左派右派之分，說到底大家都是同為社稷，無分彼此。香港在八十年代揭櫫代議政制討論時，立法會議席上首次出現工聯會代表譚耀宗，但是我們的社會確實難得，沒有人把「左派」標籤硬套在他頭上。平情而論，當年的譚耀宗確有開明左派模樣，從無惡形惡相，只有文質彬彬，時間久了，一些政府咨詢委員會開始也有左派人士入閣。表述這一深邃變化，絕對不可以脫離當年的大格局，隨深化改革開放，中國國力明顯增強，香港左派漸獲認同，這是大氣候改變了小氣候，絕非小氣候改變了大氣候。遺憾的是，部分左派本末倒置，以為是自己扭轉了香港市民的認知，不幸這就是香港左派自滿自負，走向另一個極端的開始。

新一代的香港左派和老一輩迥異，老左派都知道，周恩來對身邊工作人員要求極嚴，第一條就是謙虛謹慎，港澳左派老人大多跟隨周恩來系統，這一點做到十足——如費彝民，如霍英東，如何賢，如莊世平，如王寬城，他們在港英澳葡打壓下，低頭彎腰做好本分﹕沒有費公，中法建交還得再拖幾年；霍英東七十年末已把整副家當投入前途未卜的改革開放事業；何賢晚年一心一意在全國人大；莊世平兒子只是司機；王寬城穿的是布鞋，一捐國家便是一億美元。但他們從沒趾高氣揚，以霍英東的全國政協副主席身分，回歸後若要重翻因為星光行而被迫穿小鞋的舊帳，今天香港首富不大可能是姓李的了。

港人寬大 不記六七舊事

香港市民是寬大為懷的，社會早就淡忘一九六七年夏天的種種舊事，人人都是歷史過客，總不成事事往後看而不朝前走。霍英東去世，連最反共的《壹週刊》也在專輯實事求是讚揚霍是「難得的愛國人士」，曾德成獲委民政事務局長，李卓人等民主派沒有一句閒言；歷史經過沉澱泛出光華。可是新一代的左派卻不明白自己的真正位置，他們踏先輩開出來的荊棘羊腸走上了青雲路，最後卻是樂極生悲，頭撞南牆。程介南事件響起了警號，有左派心裏疑惑「我們到底是誰？」老左派搖頭嘆息者大不乏人，香港社會也因而對左派重新評價。雖然左派內部有人把這些批評視之為敵我矛盾，認定是不懷好意，但錚錚事實都放在人們眼前。

開明左派？不過皮相

曾德成在議事堂上公開羞辱陳方安生，引起如斯巨大反應，相必是他事前料想不到的。議會攻訏本是雞毛蒜皮小事，官員之間你來我往更是民主社會特色，但只要看過聽到曾德成那天的講話內容，誰都知道這是一番帶什麼含意的發言，林行止的分析最是一針見血，「是傳統親共力量總動員力壓陳太，卻無法對抗十多萬有自由選擇選民崇尚民主追求雙普選的意志因而惱羞成怒的投射」。陳方安生不過一介退休高官，任期只有八個月不到，何須堂堂局長以文革式惡言相向，這說明了左派無法忍受陳方安生的勝選，到了議事堂上終於按捺不住爆發。孰料這一爆發，把三十年來在人們記憶裏早已忘記的歷史一下子都翻了出來，開明左派云乎，精明跳脫云乎，民主建港云乎，原來俱是皮相之談。

多年前，曾聽過一次肺腑剖白，文革極左思潮之下，香港左派拱手讓出所有，全心投入階級鬥爭不能自拔。林彪墜機後，鄧小平復出主持工作，香港左派要找回失聯的昔日各界友人，做法是大年初一賀歲波開賽前，在大球場場館門外逐一與階級敵人握手言歸於好。也由於這種誠懇態度，社會上開始接受浪子回頭的左派，畢竟在文革這場巨禍中，他們也是受蒙蔽的一群。然而，這種教訓一次是不足夠的，香港左派的極左思潮往往隔不久就會來一次，就像是肺結核無法根治一樣。左派的世界是普通市民不能理解的世界，永遠是左傾勝於右傾，左傾過了頭，像這次曾局長的忽然激動，如果說是有問題，頂多是認識上的錯誤，好心做壞事，不是路線問題，還有機會翻身；如果對陳方安生歡笑擁抱，那是原則問題，是對一個同志能不能夠頂住右傾機會主義的考驗。這種寧左勿右的思維乍聽之下令人失笑，但事實卻是這是中共在歷次黨內外鬥爭下的生存哲學。

發生在曾局長身上的某些舊事，殆無疑問是在香港的中國人的悲哀，內地早就有定論，人們起初也希望曾局長能以一個過來人身分，共同譴責和批判十年浩劫年間，國人懷疑一切、打倒一切的唯上思考模式。中共在歷史上走過這些彎路，所以江澤民胡錦濤一再說不會有政治運動，同心同德振興經濟，打造和諧社會，這些話到底落實到香港還能剩下多少，看來江胡兩位要失望了：他們萬萬想不到，在內地被十三億人民唾棄了三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幽靈，竟然在香港這塊回歸只有十年的西化社會裏借屍還魂，大白天在中環立法會內出現。

文﹕安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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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殖民的幽靈 文﹕陳景輝
http://www.inmediahk.net/public/article?item_id=276084&group_id=53

民政事務局長曾德成一番忽然民生的言論，矛頭直指「今日的議員，昔日的高官」陳方安生。他反駁陳太「沒有民主就沒有民生」的說法，因為陳太過去也曾參與了不民主的殖民統治。

就是說，如果陳的民主民生言論成立的話，那麼，她殖民地時期負責過的民生工作，豈非子虛烏有。換句話，曾德成的反問是這樣的，為什麼昨日的你願意效力「不民主的殖民統治」，而現在卻反過來針對同樣不民主的特區政府進行呢？這豈非持著「今時不同往日」的雙重標準嗎？

其中，滿帶著家仇國恨、最為情詞懇切的莫過於一句「不民主的殖民統治」。很多人說，我們要「對事不對人」，所以曾德成不應該挖政敵個人的歷史來做箭靶。然而，所謂「不民主殖民統治」又豈是陳方安生個人的歷史﹖除非你天真地認為殖民統治就只有開明一面，否則的話如何重估這歷史就十分重要。

早陣子，陳方安生在遮打花園舉行的補選論壇上，也有過一段反省殖民統治、具歷史感的開場白﹕「今晚真是令人感觸良多，遮打花園昔日是殖民地特權階級的木球場，但這裡今日已經成為香港人爭取民主、權益的地方」。

我要補充，中環遮打花園可能已不再是特權階層的木球場，但社會上還有千千百百個隱而未見、延續自殖民地的「遮打花園」，它包括功能組別、小圈子選舉產生的特首等，這些都是為回歸後特權階級的「政治木球場」。因此，一種具有歷史感的民主運動，就應該以批判殖民統治開始。畢竟，回歸之後，特區政府繼承了種種源自殖民時代的威權統治遺產。我們應該向曾德成發問同樣的問題﹕為什麼當初你反對不民主的殖民統治，但現在你要擠身這個特權階層，變臉成你當初憎恨的對象？

根據他哥哥曾鈺成的回憶，當年曾德成在自已就讀的中學派發一些反對奴化教育的單張，「要求改革學校課程，指摘英國發動鴉片戰爭」。恐怖的是，作為一個在午飯時間派發單張的中六生，既沒示威也沒放炸彈，為的只是勇敢地說出自己的歷史看法，但卻遭到自己的校長報警，最後更吃了兩年牢獄之災。

荒謬的是，曾經領略過殖民政府粗暴干預結社集會自由的這些「左派」人士，回歸後非但沒有繼續他們追求社會公義的努力，反而在完全不民主的臨時立法會中「還原」公安惡法，進一步干預結社集會自由。

就算陳方安生過去真的是「助紂為虐」的殖民地高官，她也比曾德成進步﹕前者是由威權轉為民主，後者則相反地從反殖民統治變臉成殖民地威權遺產的繼承者。在民主發展標尺下，誰是進步一方，已經不言而喻。

在很多由威權轉向為民主的外國經驗中，在政權的轉變和更迭之後，往往牽涉政治上大量的自我檢討工作，從而使一個地方不會走威權統治的回頭路，它稱作「轉型正義」(transitional justice)。根據台灣政治學者江宜樺的說法，它是指「威權或極權統治時期，當政者曾經對人民(尤其是異議份子)所拖加種種暴行(如任意逮捕、囚禁、酷刑、殺害、栽贓、侵占等等)，到了民主轉型成功之後，都必須在正義原則下，獲得釋放、平反、道歉、賠償，或司法上的訴究。在過去的政治學的文獻中，人們稱此種彌補措施為「溯往正義」(retrospective justice)，現在由於『民主轉型』研究的盛行，學者改稱之為『轉型正義』」。

換言之，曾德成白吃了的兩年牢獄，又或者六六年的蘇守忠只是單純絕食卻被無理檢控，這些都應該獲得平反。而「平反」不是針對個人的歷史，而是全盤檢討使各種政治打壓成為可能的政治法律制度，例如公安條例。可是，這種反省工作沒有在香港發生，因為香港的所謂「回歸」，並不是由威權轉向民主，而是威權的延續。於是，如曾德成之流，不會再如當年般反對，今天無殖民之名，卻延續殖民之實的回歸後特區政府。時移世易，他更以一種管治階層的咀臉反問﹕「過去殖民者可以，為什麼我現在不行﹖」

文化評論人梁文道呼籲在人人都是民主派的今天，泛民應重劃政治光譜；馬國明更認為泛民應以檢討殖民管治模式為已任，深化我們的民主運動。

附拙評:

陳景輝 said, (A): "如果陳的民主民生言論成立的話，那麼，她殖民地時期負責過的民生工作，豈非子虛烏有。" And further, (B):"換句話，曾德成的反問是這樣的，為什麼昨日的你願意效力「不民主的殖民統治」，而現在卻反過來針對同樣不民主的特區政府進行呢﹖這豈非持著「今時不同往日」的雙重標準嗎﹖" (A) is an accurate interpretation of 曾德成's critique of 陳方安生; but (B) is not.

At issue is NOT why 陳方安生 served the Colonial Government, and yet now takes an oppositional stand vis-a-vis the HKSAR Government. At issue, rather, is the attempt of 陳方安生 tactically to cry up the necessity of democracy, while her own track record clearly shows that democracy is NOT a precondition for social improvement.

Read again 陳方安生's statement: "沒有民主就沒有民生." It means no more nor less than this, (C): "If there is 民生, then there is 民主." But 陳方安生 herself oversaw a huge number of policies meant - not unreasonably - to effect social improvement. There, in other words, was indeed 民生 during her political service, unless she chose to deny all that she had seemingly contributed to 民生 in those patently undemocratic days. If 陳方安生 did not choose to deny it, then she must concede that (C) does not hold; she cannot have the cake and eat it.

陳方安生's own service proved, very clearly, that there can be 民生 without 民主. The fact that it is she who now tries to proclaim the contrary, must appear particularly ironic; and it is on this irony that 曾德成's critique delightedly feeds. 陳景輝 understands this irony - hence his accurate interpretation in (A) - but refuses to let it stand as such. It is probably because he himself believes in (C) so much, that he cannot stand the sight of letting (C) be disproved by - alas! - the great achievements (in the past) of his new-found comrade 陳方安生. To cover up the deep irony, he evokes "殖民的幽靈"; but all in vain. For no talk of colonialism can ever remove the patent inconsistency 陳方安生 herself exhibited. 陳景輝 should affirm this, in good faith, and go back to his old tune of colonialism in another essay.

Y.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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