爛文拉雜談

標籤: 明日黃花, 舒爾賽

心裏提著自己不要那麼嘮叨，但最後仍寫了幾千字，去除一大堆無用的資料及論點，可讀的真的不多，就在此當一篇雞肋爛文，食之無味，棄之又可惜。就當作是浪費網路資源，也浪費大家時間吧

皇后的殞落

近日偶讀林沛理的新書《香港你還剩下多少？》，邏面有一篇《傷城－尋找失落的香港性》，似乎質疑著既然政府當初決定遷拆天星及皇后碼頭的時候，碰巧經濟不景，而沒遭到巨大反對，但可以今日卻有人搬出集體回憶，而像是萬試萬靈的膏藥？林沛理更在結尾中解釋到「反對遷拆天星碼頭最激烈的一批人只有二十來歲。很明顯，他們不是在保護而是建構、製造屬於他們一代的集體回憶。事件反映了九七回歸後部分港人特別是年輕一代，似已陷入『忘了我是誰』的文化身份危機。他們既無法接受自己中國人的身份，又感受到香港的本土意識正被日益稀釋。他們最需要的，是一種給予他們凝聚力、有豐富的故事性，以及能夠突顯他們對香港感情的集體回憶，這當然包括了像天星碼頭那樣，彷彿自盤古初開就矗立在那裏的香港地標。」，我引這段東西看來似乎與保衛天星或皇后碼頭的人對著幹，是來找碴的，但細心想想不無道理。不過當然我並不盡同意林沛理所言，天星或皇后碼頭單單只是那幫小伙子用來建構故事或令他們有一集體回憶的敘事的地方。我覺得還有其他前因導致這班人的不滿。

首先一個可以解釋的便是公民（保育）意識的抬頭，這裏面蘊含了幾個原因，第一是董建華年代的官商勾結，造成當政府要發展地產項目作商業用途等，都會被人聯想到官商勾結，雖然在後董建華時代這種予人的感覺已稍微減少，但總存在不少市民的記憶中，加上曾蔭權的親疏有別論，也難免落人口實。其次現在二十出頭的年青人，在工作上望不到前景，當社會的利益已被瓜分的時候，他們一來望不到前景，沒有了以前只要你勤力肯捱便有出頭天的香港神話，加上在工作（如老闆的無良，又有冤無路訴）又或者學業之類的不如意，已積壓了不少不滿，也許就需要一個原點去引爆。

第二個主要原因便是政府的態度，其實自廿三條起，已經勾起不少年青人的反感，加上曾特首上場後的截聽通訊條例，粗口事件，淫審事件等，這些溫水煮蛙的措施已經令到不少年青人的不滿，蓋年青就是最反叛的時候，一大堆這些東西壓過來，就令到對政府有先入為主的不滿，再加上很多政策的一意孤行，如銷售稅、禁煙、拆天星等都令一班反判的年青人大為不滿，這點也許能夠解釋到為何林沛理所言在電視上見保衛天星的以年青人居多。還有一個可以解釋的理由便是他們也許不愁金錢的來源，所以政府的經濟麻醉對他們或許起不了作用。

最後一點可解釋的，便是代表網絡力量的興起。九七年之前的港英年代，話語權還是操控在主流媒體手上，我們所能聽能看能講的都只是主流論述。但隨著九七後網上的用戶漸多，加上零二零三年打後，BLOG的力量正在提昇，因為我們便能夠接觸得到主流以外的論述，由于大部份報紙被收編關係（可能出現媒體控制？），可能我們的心態有點像大陸的憤青，一見到政府的論述便反對，或者像杭士基（NOAM CHOMSKY）講的異議文化吧？而這班使用的人，大多都是以一班年青人為主，所以得出林沛理的結論也不為奇。

但綜觀那天林鄭月娥落去，雖說做SHOW，但本土成員也不需過急地打林太打LABEL吧？其實激進不是不好，但最怕香港現在的一樣東西是，一去到討論層面便無共識，快速地將對方加上標籤以方面自己論述（之前倉海君在獨媒也有此體驗吧？）。這種打標籤法便引伸到我以下想講的東西。

網上暴力

其實這也不是甚麼新聞，在個多星期前，我朋友SEND來周瑮的BLOG，看見一大班人在攻擊周瑮，看見這麼多的人身攻擊，當然同情了。但同時我朋友又寄來周小姐對NIKE的戰書，看後覺得這位周小姐的論據也著實令人啼笑皆非。看三仔會令人強姦、孌童？NIKE發不發片對我的影響其實不大，他發的以三仔多，以一些看慣四仔或成人短片的人來說（包括我）其實無關痛癢。不過如果說看了三仔因此便會走去犯風化案，我想我早就在監獄中RAP "LIFE IS STRUGGLE"了。

但擁周派稱這些是網上暴力，當然這不能否認。但對于一些看慣AV的男孩來說，沒有了NIKE，似乎真係會屙唔出屎（每日都「羅羅攣」）。周小姐那挑釁的語句，似乎不止是向NIKE宣戰，而是對一眾男士宣戰。因此當這些事一出現，便立即惹來標籤式的批評，把周瑮打成「港女」，一這樣說，似乎周小姐已經毫無還擊之力，再來便由一眾匿名人士的粗口「問候」，但擁周派也很快可以把那班人打成「毒男」、「宅男」，同樣地亦方便論述，加上周小姐好像只有捱罵的份兒，而又不出聲明之類，猶如弱者般可憐，賺人同情（但請不要忘記，周小姐可是挾主流傳媒的話語權啊）。

這樣毒男與港女的分化、高登與HEISSHIT或SHE.COM的對罵，就如上面，所講的官與民的對立，試問又怎能「建構和諧社會」？或許溫總一句死而後已不是真的要曾蔭權去死，而是叫你扮死狗，搏同情，任重而道遠呀！

Copycat

看過拙劍園主的《頭條網女博客抄文取獎出書兼歪理連篇》，又LINK上LINK找到了這位什麼開心莎莎的自白，果然是位文論高手，她解釋道：「平心而論抄襲，那是自信不足、創意有限的表現，因而才需要搜尋素材，參考意見，甚至偷換概念，抽絲剝繭地沿用人家作品。 我自問不是天生的創作家，我的理念，我的個性，我的品味，我的風格，通通是在人生路上拼貼而成。當中有家人的塑造，有師長的調較，有朋輩的融和。或許在某層面上，我對某些事物的理解方向是錯了，我真以為抄襲無罪！只因在創作上，是無可避免的不斷循環與重覆。」

這令我想起一樣東西，這位開心莎莎的當然不算抄襲，只是互文性（Intertexualit）吧了。

甚麼是互文或互文性？最初我想當源自什克洛夫斯基：「藝術作品的形式決定于它與該作品之前已存在過的形式之間的關係。不單是戲擬作品，而是任何一部藝術作品都是作為某一樣品的類比和對應而創作。新形式的出現並非為表現新的內容，而是為了代替已失去藝術性的舊形式。」（什克洛夫斯基，《散文理論》，百花文藝出版社，1994年，第31頁）

另一位極重的的文論人物巴赫金亦嘗言：「人們所用引文，有的是公開地、倍受尊重地加以引用，有人引用時會閃爍其詞，也有人引用時則全不是出處，有人是自覺不自覺地引用，有人則毫無知覺地引用，有人用義正確，有人則故意或非故意地曲解其義，也有人對引文加以頗具用心的解釋，諸如此類，不一而足?研究中世紀戲擬之作的最佳權威之一保爾‧萊曼（Paul Lehmann）直言不諱地說：『中世紀文學，特別是拉丁文學的整個歷史就是別人的作品，或者用我們的話說，就是對別人作品的話言、別人作品的風格、別人作品的用詞的剽竊、再加工及模仿的歷史。』」（Mikhail Bakhtin, 「From the prehistory of novelistic discourse」, edited by David Lodge in Modern Criticism and theory, p.145~146）

當然不少得這位真正的創始人嚕－克莉斯蒂娃：「任何一部文本都吸收、轉化了其他文本，因而看上去就像一幅鑲嵌畫；這樣『互文性』這一觀念就取代了『主體間性』（Intersubjectivity）這一觀念。」（Every text takes shape as a mosaic of citations, every text is absorption and transformation of other texts. The notion of intertextuality comes to take the place of notion of intersubjectivity）（轉引自 Jonathan Culler, Structuralist Poetics: Structuralism, Linguistics, and the Study of Literature,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75, p.139）

簡單點來說便是「『互文性』往往是指正文引用其他文本，彼此形成一種網絡關係」（廖炳惠編《關鍵詞200》，江蘇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246~247頁）

其實咱們中國的《文心雕龍‧通變》中早已有言:：「暨楚之騷文，矩式周人；漢之賦頌，影寫楚世；魏之篇制，顧慕漢風；晉之辭章，瞻望魏采。」

偷不算甚麼，T.S.艾略特亦嘗言：「小詩人借，大詩人偷。」（卡爾‧貝克森和阿圖爾‧甘茨：《文學術語詞典》，紐約：努恩戴出版社，1989年，第129頁），這不就是咱們中國《唐詩三百首》題曰：「熟讀唐詩三百首，不會吟時也會偷」麼？

另外如黃魯直的「無一字無來歷」，又或者沈乙庵的詩用典到連錢仲聯只能注其十之七八，都可以見到中國古人的互文性。這方面大家可以去延伸參考其他文論，就此打住。

難怪該作者認為：「我真以為抄襲無罪！只因在創作上，是無可避免的不斷循環與重覆。」所以無自信，所以「才需要搜尋素材，參考意見，甚至偷換概念，抽絲剝繭地沿用人家作品。」，這怎算偷呢？怎算抄襲呢？

而且開心莎莎自己也提出了「需要搜尋素材，參考意見，甚至偷換概念，抽絲剝繭地沿用人家作品。」乃由于「那是自信不足、創意有限的表現」,最後更可以解釋道:「我真以為抄襲無罪！只因在創作上，是無可避免的不斷循環與重覆。」,簡直與布洛姆（Harold Bloom）講的「影響的焦慮」（The Anxiety of Inflence）異常相似，布洛姆的講法基本上可以參考他的書《影響的焦慮：一種詩歌理論》（北京：三聯書店, 1989年）中第17至46頁，當中提過摹仿也有不少次。簡單點可以參考維基的解釋 － http://en.wikipedia.org/wiki/The_Anxiety_of_Influence。

其實這個作者也講得對，正正由于在好的文本或歷史的文本在前，不得已才要借偷換概念，抽絲剝繭地沿用人家作品，也解釋了創作上，是無可避免的不斷循環與重覆。這就是影響的焦慮，也由影響的焦慮所帶來唯有對詩／文本誤讀才有可能創作。

其實咱們中國便有一個很好的例子，《唐詩紀事》卷廿一中錄《黃鶴樓》一詩後加案語云：「世傳太白云：：『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顥題詩在上頭。』遂作《鳳凰臺》詩以較勝負。恐不然。」，到其後的《苕溪漁隱叢話》卷五引《該聞錄》一則，在著錄崔詩有一段話：「李太白負大名，尚曰：『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顥題詩在上頭。 』欲擬之較勝負，乃作《金陵登鳳皇臺》詩。」，到了《唐才子傳》的年代，已經變成「後來遊武昌，登黃鶴樓，感慨賦詩。及李白來，曰：『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顥題詩在上頭。』無作而去，為哲匠斂手云。」，從這裏看李白很明顯是影響的焦慮，怕作得不夠崔顥好（換著趙翼便不怕，江山代有才人出嘛！）。但我們可以看見，《唐詩紀事》用的是恐不然，但到了《苕溪漁隱叢話》便加較勝負前加了欲擬之，就變成更加肯定了李白確實有講過，到最後的《唐才子傳》更加是直述的「李白來」就好像已經是鐵一般的事實了。

這可能又是另一種的誤讀，但這事作倒令我隋煬帝殺王冑乃因為其作「春草無人隨意綠」，欲盜之，宋之問欲奪劉希夷之兩句：「年年歲歲花相似，歲歲年年人不同。」希夷不予而殺之。我以前都試過有一些平仄不合的爛詩被人盜過，但想深一層也無需為此而動氣，人家喜歡嘛，拿去用就成了。（可惜我這些爛文應該沒有人願意浪費網路資源去盜用）

===================================================

早一排，清明上河圖在香港展出，聽聞清明上河圖開一次便會折損一次，咱們香港人也真夠面子。不過以前都有人爭論過究竟清明上河圖是清明節（雖然故宮博物館的講法都是用「清明節」這個說法），清明坊還是清明盛世。宋代清明節中當天，必家家「門前插柳」（如《東京夢華錄》卷七－《清明節》中便提到：「用麵造棗飛燕，柳條串之，插於門楣」），男女「頭上簪柳」，正是所謂：「忽見家家插楊柳，始知今日是清明。」（陸遊詩句），及「清明不戴柳，紅顏成皓首。」（宋代俗諺），這些在圖中都看不到。而且在宋朝清明節中，家家停煙火。城市民乘此攜帶酒食春遊（見于《宋朝事實類苑》卷32－《賜新火》；《雞肋編》卷上；《東京夢華錄》卷七－清明節）。但我見過有人將虹橋那部份其中一首船放大後所見，圖中是有人在炊煙煮食的。所以我反而覺得解作清明盛世更為可信，在此不作太多徵引，只講幾條，上一兩個禮拜，坐在油麻地中華打開清明上河圖，看看在清明上河圖後的題跋，由張公藥這些人開始，題的都是畫面的繁華盛世之嘆，雖然有人提到張公藥題跋中：「通衢車馬正喧闐，祗是宣和第幾年；當日翰林呈畫本，昇平風物正堪傳。」的昇平通清明，乃清明之意，但我想這比較牽強。雖然全部題跋中只有李東陽及畢沅有提到春風兩個字，但也證明不了這是清明節呢。例如在《容臺集》裏便說：「乃南宋人追憶故京之盛，而寓清明繁盛之景，傳世者不一，以張擇端所作為佳。」，另外在《庚子銷夏記》中亦有云：「上河圖，乃南宋人憶故亰之盛，而寫清明繁盛之景也。傳世者不一而足，以張擇端為佳。」，可見清明二字者都泛指清明繁盛之景也。不過究竟季節在秋天還是春天？據說宋徵宗在清明上河圖中的題詩有：「如在上河春」一句，那按道理應該是春天，但我又想想，為何汴城八景，以秋風最勝，而張擇端拾秋而取春呢？或許這是一個「謎」！不過繁華背後，不久，北宋便被滅了。這幅清明繁華的上河圖，是否在寓意香港此後的清明盛世只是假像？寄寓我們要居安思危？是否這樣就不得而知了，就等看倌自己詮釋吧！或許也像張愛玲的《談畫》所言，香港「沒有巍峨的過去，有的只是中產階級的荒涼，更空虛的空虛。」

===================================================

另網友凡鳥雛在我的xanga內提到「清明上河圖裡有西瓜，所以不是春天。」

這裏爭拗，清明上河圖裏的不一定是西瓜，因為有人提到那是大餅。

其次，雖然說西瓜由唐末五代已輸入中國，但我查過東京夢華錄，春天的果品中並沒有西瓜一條，或者說，全年節氣的果品都沒有西瓜，因此那是否西瓜還值得商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