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書(作者：fris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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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一個很糟糕的教師，我知道。現在有兩個小孩需要我幫忙補習英文，是親戚朋友的孩子，無法推脫。

因爲我不認爲英文可以教，如果要教，也要我來選擇學生。這都是糟糕的教師的通病。最優等的教師，是不論什麽樣的學生都能夠扶直，當然，以什麽樣的代價姑且不論。

作爲一個文學研究者，草根文化中對外國語的態度讓我在無奈和憤怒中遊走。對於一個說一種孤立語的民族來説，習得一門屈折語（有論者說英語已經是孤立語，我私下覺得是英語沒有學好的緣故）的第一步就是重新描畫思維語言的結構圖。在這個過程中，直覺和記憶力比分析更受用。分析永遠是a posteriori的，是描述性的而非規範性的。冠詞和動詞變位是中國人常犯的顯性錯誤，其實在母語者的口語中，動詞變位的錯誤也是很常見的。如果學習德語和法語，語法性（尤其是德語的名詞詞性）更是一個“搞怪”因素。但對於語法的基本事實，大略知道其實就可以。中國學生的語法比母語者不知好多少，但這都是基於一種“語法本位”的錯誤認知之上的。其實根本在於人們誤認爲語法是“竅門”，有舉一反三的妙用。

問題是這種舉一反三其實是一種“反鏡像”的錯誤。對於語言結構圖的描畫正如人眼睛辨認臉的輪廓，不必算出雙眉之間距離多少釐米，就可以把朋友從生人中間分開。那是一個直接的感知過程。這個問題的關鍵，在於要建立認知世界和語言的直接聯係。母語與外語之間的關係，竊以爲並不很重要。中學裏的翻譯教學法，其實是多餘的。因爲學生一旦牢牢抓住“翻譯”，就會失卻從外語把握外語的機會。任何印歐語，都是中文説不清楚的。借助翻譯的結果，就是永遠在直接連接的外部徘徊而永遠無法用外語構建思維語言。或者用本雅明的話說，是錯誤地“保存了母語恰好處在的狀態，而不是讓母語被外語深刻有力地影響”。他說的是翻譯，但同樣適用于外語的學習。因為作爲一個具有“世界文學”眼光的學者，本雅明是把世界語言的總和看作“純語言”，任何個別的語言只是一個特定的表徵而已。他也佐證了要在習得外語的過程中掌握特定語言的mode of signification。這其實就是所謂的語感。

獲得語感的過程是大量的暴露(exposure)，但這正是外語教育的瓶頸。中國文化崇尚機會主義，外加學者如果不兼有商、官或媒體人的身份，其實都是人微言輕的。我每每看到鋪天蓋地的速成保票，和令人髮指的“等級考試”和“資格證書”，覺得這是一個匪夷所思的國度。在英美大學裏面修讀“同聲傳譯”的碩士課程的學生都不見得能拿下會議的口譯工作，這邊本科沒畢業的小孩就拿高級口譯證書招搖，聲稱自己有“流利”的英語。恕我直言，上海這廂達到“流利”的人不多；而且那流利，頂多限於一般性話題，一旦要求思想的流利，那也就立時顯現出貧乏的根基。

說到這裏，就已經遠離了語言習得的問題。這是我們時代語言萎縮的表徵之一。語言的口號化和廣告化（也就是諂媚化）使得人們忘卻了倉頡造字時候“天雨粟、夜鬼哭”的宗教場面；即時通訊的發展，也導致語言的崩解速度加快。現在中國人學不好外語已經有了藉口：外國人也說不好自己的語言。英美作爲流行文化的輸出國自不必說，法國人也開始混淆形容詞的性。這個時代的語言背離了本雅明所謂的“純語言”，開始指向“個性”，就是災難的開始。因爲語言是“介乎詩歌與教條之間的物事”，個性或個人的身份，其實和這個一點關係也沒有。

我給被迫接受的這些學生往往也開出詩歌+教條的藥方。所謂詩歌，就是讀好的文字，能夠稱得上是好散文好韻文的那些。教條，就是記憶與反復甚至過度的 exposure。問題是現在的小孩相信武林秘籍，拒絕用力，結果是他們要求我“降低拜訪頻率”，以防作業過多傷到大腦。我正好可以抽空看看艾略特的《詩全集》，順便燒燒巴洛克的香火。

下午偶爾在商店裏聽到中英混雜的歌曲。中文部分口音莫辨，英文一聼就知道是中國人在努力，當然結果已經很好，可我仍然免不了說：那真的還不是英語的送氣和咬字方式，不管你習得的版本是英國、美國還是澳洲，因爲重音音節和語義之間的糾葛，不是那樣機械地表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