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人的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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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７月８日，我和同門師兄弟回四川大學參加石璞先生百歲華誕的慶典。２２年前我隨石先生攻讀碩士學位，是先生的關門弟子之一。得知母校要舉辦先生百歲華誕的慶典，我們同門師兄弟表示無論如何都要回母校為先生祝壽。見到先生那熟悉而年邁弱小的身體，我們都百感交集，噓唏不已。

一百年是一個沉重的數字，尤其是現代中國的百年，所謂多事多難之百年，千年未遇之大變局的百年，竟讓一個弱女子扛過來了。她活著，不僅活著，而且還有尊嚴地活著，身上沒有絲毫的悲戚與苟且。德裡達在去世前感嘆所有的人都是緩期的倖存者，他說生存即倖存，生存在死亡的威脅中乃每個人的命運，只有那些幸運兒可以避開自然與人世的威脅而倖存。石先生是這樣的倖存者嗎？當然。然而，是什麼讓她得以倖存？是什麼給她看似柔弱的生命以堅韌呢？或者，一個普通的老百姓，一個女人，一個學者在中國歷史上變動最大的百年，在中國歷史上災難和不幸最為深重的百年是靠什麼力量、智慧和耐心活過來的，並活得如此具有人的尊嚴？

就在去參加石先生百歲華誕慶典前不久的５月１６日，我所在的中國人民大學中文系的一位女博士生跳樓自殺，去年的同一天新聞系的一位女博士生跳樓自殺。這些年不斷聽到有人自殺的消息，而且大多為女性。聽到這些消息，我總是沉默而難以認同那些是是非非的議論。事實上，一個人選擇自殺一定有他或她之大不幸的根由，他人哪裡知道？更何況拒絕一種生活也是一個人的尊嚴與勇氣的表示，至少是一種消極的表示，它比那些蠅營狗苟的生命更像人的生命。像一個人樣地活著太不容易了，我們每個人只要還有一點人氣都會有一些難以跨過的人生關口和度日如年的時刻，也總會有一些輕生放棄的念頭，正因為如此，才有人說自殺不易，活著更難，當然不是苟且偷生的那種活。

莎士比亞在《哈姆萊特》中曾提出一個無法選擇的難題：活還是不活？活下去就要「忍受人世的鞭撻和譏嘲、壓迫者的凌辱、傲慢者的冷眼、被輕蔑的愛情的慘痛、法律的遷延、官吏的橫暴和費盡辛勤所換來的小人的鄙視。」不忍受這一切而挺身反抗呢？如果死亡真像一睡了之那麼寧靜也就好了，但誰知道這一睡之後會做什麼夢？誰知道那死亡之地是個什麼樣子？也許死比生更糟？誰知道呢？因此，我們說那些活著的人和那些以死反抗的人多少都是令人尊敬的人，因為他們有自己的決斷和承擔，而不像那個丹麥王子停留在無解的思慮中而放棄做人的責任。

在中國歷史上災難深重的百年選擇活下去，不是賴活而是好好地活，這其間要忍受多少無法忍受的時刻，要承擔多少難以言述的痛苦，今天我們已無法想象了。在石璞的百年生涯中，革命、戰爭、改革、政治、資本、主義、運動、敵人、人民、平等、自由、民主、女權、解放、反動、進步、國家、民族、中國、西方、階級、政黨這些巨大的詞眼曾讓多少弱小的生命為之激動和獻身，石璞也不例外。但令人驚訝的是，無數柔弱的生命都被這些巨大的詞眼壓垮了而石璞還健在，無數生命之火都在這些詞眼的巨大陰影中熄滅了而石璞還自有其光彩。看到這個百歲老人得體而整潔的衣著，看到她平和、安詳、自在而陽光的神情我便想起了一個九十五歲的美國老太太。在波士頓訪學期間，我認識了這位老太太並在同一幢房子裡住過兩個月。這位老太太給我的總體印象就是陽光，在她身上看不到任何老年的陰影與淒涼。她的衣著總是生氣勃勃而脫俗得體，她的神情總是平靜而充滿喜樂，她說得最多的兩句話是「我能幫你什麼？」「最近我很忙。」的確，她把每天的時間都安排得滿滿的，不是在廚房和餐廳裡幫忙就是在附近小學做義教或在教堂做義工，在兒子家過周末，在教堂過周日。她的形象與我記憶中的老太太出入太大。在我的記憶中，八十歲以上的老太太大都風燭殘年，日落西山，起伏的皺紋和彎曲的身體上佈滿夜的陰影，其孤寂、清冷與悲戚的氣息多少都會招人同情與憐憫。這位九十五歲的美國老太太呢？她非常陽光，見到她每每讓我自己覺得有些暮氣沉沉和些許的自憐。這是怎麼回事？在與她的交往中我似乎明白了點什麼。這位虔誠的美國老太太在世靠國家，去世有上帝，她沒有生老病死無著落的不安，換句話說，她的生死是有依靠和庇護的。而一個中國老太太呢？尤其是經過這一百年革命洗禮的老太太，她靠什麼消除那致命的不安呢？

德國詩人裡爾克曾慨嘆一切存在者都處於無庇護狀態，人尤其如此，也正因為如此，人需創建自己的保護以維護生存的安全。人的庇護從何而來呢？現世的社會和彼世的信仰，前者給人以生之依靠，後者給人以死之希望。所謂善﹝社會正義與神聖信仰﹞者非他，人的終極依靠是也。在人類的歷史上，人們以各種方式創建著這種善，也以各種方式摧毀著這種善。在中國歷史上，人們曾創建了一個以家庭、家族、鄉里、民間社團、宗法國家和儒家道德為社會正義的此世之善，也創建了以各種民間信仰﹝迷信﹞和道釋之教為靈魂依托的彼世之善。盡管這種善並不那麼善，但好歹還是一種脆弱的依靠和庇護，可悲的是，近百年來連這種依靠與庇護也幾乎在革命與資本的折騰中消失淨盡了。於是，一個問題困繞了我：在石璞這位中國的百歲老人身上怎麼也有那位美國老太太身上的陽光？那陽光從何而來？在社會和精神庇護遭到嚴重破壞的百年，她靠什麼全身避害且持守了生命之光？

１９０７年石璞出生於四川成都，父親是一位開明而具有新思想的小學校長，姐姐與姐夫都是北大學生，與魯迅先生多有交往。受其影響，石璞嚮往新學，從中學開始便學外語，其後上國立成都高等女子師範學校﹝四川大學前身﹞外語系，畢業後從教一年又輾轉跋涉到清華大學西洋文學系二年級插班就讀。１９３３年石璞從清華畢業到杭州省立一中教書，其間因翻譯出版弗吉尼亞‧伍爾夫的小說《弗拉西》與希臘三大悲劇《阿加門農》、《安提戈尼》、《美狄亞》而蜚聲學界，１９３６年應國立四川大學校長任鴻雋之聘到川大外文系從教，其後６０餘年都在川大，歷任講師、副教授、教授，外文系副主任、代主任、中文系文藝理論與外國文學教研室主任等職。

早年的石璞是一個標準的新青年，甚至是一個憤青和女權主義者。１９２０年代，她的祖母因她的母親未生男孩而要她父親娶二房以續香火，對此她非常憤怒，甚至不能原諒自己的父親。在抗日戰爭中，她參與了進步刊物《前進》半月刊的創辦，並寫了題為《前進曲》的發刊詞。抗戰全面爆發後，她參加了成都文藝界抗敵救亡協會。主編《捷報》副刊「凱風」，並在《工作》、《筆陣》、《文藝後方》和《戰潮》等進步刊物頻繁發表文章，還多次組織募捐、慰問抗屬、舉辦義賣畫展等。解放後的石璞與大多數新青年一樣真誠地認同馬克思主義，她不僅是共產黨的同路人，還積極申請加入共產黨。當然，與大多數新青年一樣她也經歷了主義與現實的分離，經歷了理想的幻滅與現實的痛苦，經歷了志業、政治與權力的糾纏。

石璞是一個歐美文學教授，從事歐美文學的教學與科研是她選擇的志業。韋伯曾說現代意義上的學術志業應獨立於政治和權力，是一種追求真理的工作。這種學術意識對現代中國知識分子影響深遠，並導致了他們的書生意氣與現實悲劇。其實，在一種高度政治化的現實關係中，選擇以歐美文學為業就意味著選擇危險。在極左的政治權力結構中，國學╱西學、舊學╱新學、歐美文學╱俄蘇文學的學術關係背後是反動╱進步、敵╱我之政治關系。在此，沒有什麼純粹的學術行為，一切學術行為都被政治化了。在由歷史發展的線行邏輯﹝反動╱進步﹞與階級對立的政治邏輯﹝敵╱我﹞交織而成的政治法庭上，傳統國學當然是最倒霉的舊學，「舊」意味著落後與反動，意味著封建階級的意識形態，因而是「敵」；相對而言，現代西學是得寵的新學，「新」意味著革命與進步，意味著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的意識形態，因而是「我」；而在現代西學中，代表無產階級意識形態的俄蘇文學又比代表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的歐美文學更為革命和進步，因而前者又是「我」，後者則是「敵」。

受這種政治邏輯的支配，在解放不久的１９５２年，四川大學校方將原在外文系的石璞夫婦調到中文系並任命其丈夫李夢雄教授﹝也以歐美文學為業﹞為中文系主任，名曰加強中文系的工作。當時的川大中文系是國學教授的雲集地，派一對搞西學的夫婦去「加強」和領導該地，隱約可見當時的政治權力對國學與西學的基本看法。對學術背後的政治，石璞夫婦並不清楚，對復雜的權力糾葛他們更無敏感。從表面上看，石璞夫婦得到了校方的重用，成了領導眼中的紅人，但實際上，在中文系那歷史深遠的權力關係中，他們成了國學權威的異己。當超個人的政治權力將個人間的學術關係變為政治關係之後，個人之間的鬥爭就不以個人意志為轉移地開始了。石璞夫婦與中文系一位國學大師的積怨也許當從這一根源上來理解，此一積怨讓這兩家對門鄰里幾十年如隔千里，由此也可見石璞夫婦在中文系的真實處境。正因為如此，不到兩年石璞夫婦又調回了外文系。

如果說，校方派石璞夫婦去加強中文系的工作與領導表現了權力對新舊之學的厚薄，石璞夫婦回到外文系後的命運與專業調整則反映了權力對歐美之學和俄蘇之學的態度。１９５４年石璞回到外文系並被任命為外文系代主任，但不到一年，外文系停辦。為何？原因很簡單，當時的川大外文系其實就是英語系，而英語和英美文學幾乎就是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的象徵。外文系停辦後的大批英語教師被派到哈爾濱學俄語，外文系要辦成俄語系，因為俄蘇文學表達的是無產階級的意識形態。在這種時代潮流與權力高壓之下，李夢雄教授在外文系復辦後改教俄蘇文學，石璞教授則調到中文系繼續從事歐美文學教學，但開始將教學與科研的重心轉向文學理論。１９５０年代大學裡的文學理論其實是馬列文論的代稱，搞文學理論意味著搞馬列。只有搞馬列文論和用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理論批判性地從事歐美文學教學與研究，石璞的工作才是合法的。一些人指責石璞的《歐美文學史》和《西方文論史綱》貼了很多馬列的標簽，這種指責有一定的道理，但也不盡然。首先，石璞對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是真誠信奉的，她並沒有違心地做秀；其次，她的著述的確貫穿了對馬列原理尤其是對歷史唯物主義的理解，並不是掛羊頭賣狗肉。當然，這種指責也挑明了某種無法選擇的命運。石璞說：「我一生最大的遺憾是才能未能完全發揮，原本還可以做更多事情，寫更多東西的。比如在我的《歐美文學史》中，有些藝術性高的作家、作品沒有寫，或評價少，或不夠客觀。當時只能那樣寫，比較多地強調藝術性不符合當時的需要，就不能多講，不敢多講，不然就會被說成宣傳封資修、宣傳超階級超時代的東西，搞和平演變，那就擔待不起了。」

石璞不是那種挺身反抗的學術勇士，也不是那種徹底拒絕而沉默的思者，但卻是一個盡可能真誠說話的學者。其實，我們很難說這三者誰更高貴。沒有挺身反抗，黑暗將沒有盡頭；沒有徹底拒絕，謬誤將四處泛濫；而沒有真誠地說話，即使是裹挾在謬誤中的真理和糾纏在政治中的知識也會在無言中消失。１９８０年當我第一次讀到石璞先生的《歐美文學史》時，非常激動，因為此前的外國文學史著述十分稀缺，除了揚周翰等人主編的《歐洲文學史》外，別無系統完整的相關著述。《歐洲文學史》雖體大慮周，但只是一個詳細的論綱，作為集體之著述它也太過粗疏。相比之下，我更喜歡《歐美文學史》，它的個人著述性與詳實細微使我獲益良多，盡管我不喜歡那些混雜其中的主義話語。在我的學術記憶中，《歐美文學史》始終是一個要不斷返回的路口，因為它啟示我在一個沉默的時代真誠說話是多麼不易和重要。

在今天，要想像在一個政治化的時代堅持學術所承擔的風險已經很難，在今天要想像在這樣一個時代生活的知識分子如何度過那些斯文掃地的日子就更難了。石璞常說：「不如意事常八九。」這就是命運。如何過一種不如意的生活？是高漂在事事如意的幻想中，還是切實面對不如意的現實？是牢騷滿腹地抱怨命運，還是心平氣和地承擔命運？是在不如意的生活中沉淪，還是在一種精神超越中自持？石璞選擇了後者，因此而走過了百年。

石璞的百年沒有什麼驚人的壯舉，她不是什麼道德英雄，也沒有什麼浩然之氣和慷慨之節，但她有最樸素的良善和最傳統的智慧，僅此就足以使她舉重若輕，歷險而在。１９５７年石璞申請入黨而成為預備黨員，１９５８年下放勞動接受組織的考驗，在轉正會上有人批評她不揭發帶隊隊長男女作風的問題，沒有政治覺悟，對此，她保持沉默。結果她的入黨轉正未獲批准，一直到１９８０年才作為冤假錯案予以糾正。事後石璞很平靜地說不管男女作風的是是非非如何，干預別人的私生活尤其是告密我做不出來。有一次，與石璞一家結怨的那位教授在下樓梯時仰天摔倒，她的女婿將他扶了起來，她家的保姆說：「你扶他做啥子嘛，他整你們整得那個樣子，讓他在那兒呆著吧。」石璞說：「人摔了，還是應該扶起來，他做得對。」文革期間，面對各種委屈與罪惡石璞既沒有慷慨激昂地反抗，也沒有違心地附和，同樣保持了沉默。與一些驚世駭俗的道德英雄相比，石璞的沉默仿佛是不道德的，但誰又有權利為了自我的道德完善而在極端危險的時候去連累兒女親友呢，這種連累道德嗎？在世事喧囂的百年生涯中，石璞的基本情態就是沉默與忍耐，默默地承擔形形色色的不幸，也默默地執受那最樸素的善。也許正是這種沉默與耐心使石璞能歷百年滄桑而不倒。

如果說樸素的良善滋養著石璞的內心，傳統的智慧則是她抵御外來傷害的法寶。石璞一生崇奉老莊，淡泊名利，無心自然。解放以來的幾十年間，石璞的工資從未額外上漲，四級教授的頭銜一以貫之，而以她的成就與資歷爭個二級教授額外漲幾次工資理所當然，但她不爭，也不怨。像很多知識分子一樣，石璞多次被作為改造對象下放到農村與工廠勞動，被人吆三喝四做工拾牛糞，在文革中也被作為反動學術權威慘遭批斗。面對非人的凌辱與迫害，很多人都無法忍受而發瘋自殺，石璞終能泰然處之。對石璞來說，一切是非利害都是身外之物，不必上心，尤其是惡意傷心之事，更不要上心。因此，無論白天的處境多麼險惡，晚上她都能呼呼大睡。川大一位教授對我說：石璞低調，所以長壽。此言甚是。但我要補充的是：低調不低，所以高壽。

也許現在可以回到前面那個問題了：在社會和精神庇護遭到嚴重破壞的百年，石璞靠什麼全身避害且持守了生命之光？回望百年，從新青年到紅色教授，再到一個普通的老人，那曾經讓石璞熱血沸騰的主義與真理如煙而逝，惟有最樸素的良善與最傳統的智慧還與她的生命同在。那良善與智慧是讓一塊石頭成玉的珍寶嗎？「石璞」之名有什麼微言大義？一塊對惡沒有激烈反抗卻有持久拒絕的石頭，一塊對善沒有悲壯獻身卻有耐心執著的石頭以她不絕的微光爍傷我正在死去的心。也許英雄的時代早就過去了，也許從來就沒有什麼純粹的英雄，日常生活的重負與擔當落在每一個人的身上，那些像石璞一樣舉重若輕的人讓生命看到了希望。


余虹
零七年九月十四日



附注：作者余虹，中國人民大學中文系教授暨博士生導師，於零七年十二月五日墜樓身亡。他生前曾對學生說道：「人的一生，就是對自己的精心雕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