抱愧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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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來想寫這個題目很久了，不過卻一直因其他事打擾及因本人間歇性懶惰，用一個學界術語來講，應叫「間歇性提不起勁症」（這學名乃由林時拉夫斯基的提不起勁症演化而來），一直遲遲未能下筆，實在有愧。

我對山西的認識，其實是來自幾年前，讀中五的時候，讀余秋雨的《從敦煌到平遙》中的一篇《抱愧山西》的文而認識。後來又粗略翻過關于山西晉商及一些關于平遙古城的書得知，其實山西都有一個輝煌的過去。不過余秋雨說他「居然把山西看成是我國特別貧困的省份之一，而且從來沒有對這種看法產生過懷疑。」，他有這種觀點其實也無可厚非，山西省的而且確是現在中國最窮的省份之一。

山西的輝煌，在于山西的平遙，當然除了平遙之外，有不少的縣在當年也火過，但最令我印象深刻的還是平遙，在山西平遙四四方方，井然有序的劃分的縣市裏，有一條西大街，你一去到便能望到一個大大的牌匾，寫着祥光如拱四個金漆大字。那裏徛立着一些矮矮的平房，連綿不斷，櫛比鱗次，祗有一層高，樓頂鋪著一片片破舊的瓦磚，灰土色的。一片片青磚灰瓦的老房子，森然的高牆与之緊密呼應，沒有兀突的高樓羼雜麤進其中，暢遊其中，你可感受到一種古撲面而來。西大街并不寬，每個體面門庭的花崗岩門坎上都有兩道很深的車轍印痕。大宅與大宅之間互相依偎著，緊挨著，分享著體溫，外貌古老的它們，內裏可能是新穎的裝潢，這也許是一種錯置、倒置，它們靜靜地豎立這裏，見證著歷史（也許它們本身就已經是歷史），見証著每一個故事。而在西大街的盡頭往右拐，便是南大街，南大街同樣都是一條歷史味兒很重的街，亦是最出名的一條街道。那裏有金井市樓啦、華門鏢局啦、同興公啦、百川通啦，簡直就像極一本活生生的歷史書。

而當年匯通天下的日昇昌便座落在西大街，至今日昇昌門前已經變成了賣饅頭，賣小吃的地方。可能有人以為山西當年之所以如此經濟蓬勃是由於山西地理優越吧？又或者土地肥沃之類吧？不過據谷霽光的《明清時代之山西與山西票號》中考證山西何以會這樣富的原因，大抵竝非由于李自成倉皇逃亡時所遺留下大量的財寶，也決非是山西的物資豐富，例如明陆深《燕閑錄》云：「禹貢八州，皆在貢物，冀州獨無之。而冀即今之山西，土瘠天寒，生物鱻少，盖自古已然。」，任啟運謂：「自直隶北境及山西，大抵土廣而人稀，江南二百四十步為廟，山西千步為廟，而田之歲入不及江南之什一。」，王昶亦有謂：「晉省磽瘠，產粮无多，旱年本恃外省接濟。」，因此山西的辳民在這種資料上看，也是生活得很艱苦的。（另山西本省貧患，尚可見于《東華錄》，不過據孫毓棠先生《清代的墾田及丁口記錄》一文的考證，在明代萬曆至清代康熙期間山西的耕地面積比當時的陝西、甘肅、四川甚至廣東都要多，而據王毓銓先生的《明代的王府莊田》附錄中的山西更名地表提到山西的耕地面積在明初也不算少，同樣據王業鍵先生《清代經濟芻議》中亦計算了，山西清代人口除以耕地面積的比率亦都比廣西、浙江、江蘇及廣東地區為少），因此谷霽光先生推論山西票號發達之原因，可能是由于山西在明清時代在交通上的重要性，自元以降，驛站日多，發㠭至清時，山西之交通地位已臻最高之境，由永濟入境者，總握西北與西南驛運樞紐，由大同入境者，也總握蒙古及以北諸地之驛運的樞紐，另據梁小民的《小民話晉商》中提及為明朝政府寔行「開中法」，為觧決駐邊軍隊糧餉，給晉商提供為軍隊輸送糧食的機會，晉商取得販鹽的特權，獲取厚利。同時，他們開始從事中蒙邊境商業活動，開拓內外蒙古市場，發展當地經濟。在政府的支持下，晉商得以壯大財富；回鄉後，紛紛買田地、築房產，誇富於鄰里之間，經商的風氣大盛。而隨「開中法」後，明政府又实行「折色制」，但晉商依然懂得把握商機，所以明代晉商基本上差不多為最大的商幫之一。如嘉靖時，嚴嵩的兒子嚴世蕃與人討論天下富豪時，把「積資滿五十萬以上」作為富戶的標準時，共有十七家列入，除皇室達官外，民間共有五家，其中「山西二姓、徽州二姓」。明人沈思孝在《晉錄》中提到：「平陽、澤、潞豪商大賈甲天下，非數十萬不稱富。」另明人謝肇淛在《五雜俎》中說：「富室之稱雄者，江南則推新安，江北則推山右。新安大賈，魚鹽為業，藏鏹有至百萬者，其他二三十萬，則中賈耳。山右或鹽或絲，或轉販，或窖粟，其富甚于新安。」，可見明代，晉商已經富甲天下。難怪梁啟超都嘗言：「鄙人在海外十餘年，對於外人批評吾國商業能力，常無辭以對，獨至此，有歷史，有基礎，能繼續發達之山西商業，鄙人常自誇於世界人之前。」

不過山西晉商發達後卻並非靠剝削或靠欺詐而來，梁小民先生在《小民話晉商》中亦提到：「他們（指晉商）的成就證明了『小富靠智，大富靠德』。成大商者，必有大德，晉商就是這樣的大商。」而且山西人有很多重信義的諺語，要求子孫們銘記，例如「寧叫賠折腰，不叫客吃虧」啦；「買賣不成仁義在」啦；「仁中取利真君子，義內求財大丈夫」啦；「誠召天下客，義納八方財」啦；「以義取利，利從義生」等等。山西人在歷史上給人的印象都是勤儉純樸，如《詩‧唐風》傳：山西「土瘠民貧，勤儉質樸，憂深思遠，有堯之遺風。」杜佑《通典》：「山西土瘠，其人勤儉。而河東魏晉以降，文學盛興，閭井之間，習於程法。並州近狄俗，尚武藝。」《隋志》：「人物殷阜，然不甚機巧，其於三聖遺風尚未盡澌滅。」至明代前期，依然是民風淳樸，勤儉不華，力田務實，因北臨邊塞，民尚習武。

發生黑窰事件的洪洞縣，是屬于臨汾市轄下的管區，歷史上，洪洞是屬于民風盡力耕織、民風勤儉、崇尚文學的州縣（根據張正明《明中葉以來山西民風的變化》一文中的資料），不過自明中葉以降後的民風正如明人顧炎武所說，「國初，民無他嗜，崇尚簡質，中產之家，猶躬薪水之役。……後則靡然向奢，以儉為鄙。……而奢靡之風，乃比于東南」，另明人周永春說：「竊聞沃土之民淫淫則忘善，瘠土之民勞勞則思善，今民不知勞勞而淫淫心舍力奢溢潛差，俗弊矣」。萬曆年間汾陽知府趙喬年，在《風俗利弊說》一文中稱：「志稱民性淳厚，俗尚勤儉，好義敦信，豈非陶唐氏之遺風猶未泯歟，惟是宗室繁衍，漸流怙移，民間效尤，竟務奢靡，建淫祠，崇鬼事，蝶褻不經之費動千百計，財匱而俗亦蔽矣」，從上可知山西人在明中葉以降後頂多是侈奢，當然若果根據現今經濟學的角度來說，如凱恩斯的總需求決定國民收入的理論，節儉對於經濟增長並沒有什麼好處。實際上，這裡蘊涵著一個矛盾：公眾越節儉，降低消費，增加儲蓄，往往會導致社會收入的減少。就像我們中五讀過的存款創造一樣，那些貨幣一路滾存下去，賬面值往往比實際值為大。

「問我祖先何處來，山西洪洞大槐樹」。山西是中國人傳說中共同祖先的發源地，而這首民諺所說的發源就在洪洞的大槐樹。或者上面一大堆東西好像把議題都扯開了。但我們亦不能從中發現山西曾是富甲天下，也因勤儉，講道義經商而聞名遐邇，可是到今天呢？我們可以見到，窯主王兵兵的妻子對丈夫被抓，還堅稱丈夫沒錯，一切都像是應份似的，一切都好像那麼理所當然。山西人呀山西人，你們的良心去了那裏？你們那些「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的崇高理想去了哪？當初「走西口」，那種四面城牆困不下山西晉商大志的情懷已經隨風飄逝，空餘一班只求蠅頭小利而不惜利用特權、見利忘義、靠剝削去賺取利益極大化的無良商人。

從別處抓來人家的孩子，去做苦工，連磚都未冷却已經要他們背出來，燙得他們背部傷痕纍纍，又找打手虐打那些窰工，甚至連工資都可以不給，又擄拐少女作窯工的性奴，打死了窰工，只草草包起屍體拋在一旁或活埋了便算，這一切一切都令人髮指！不過聽聞窯主還是包工本來是每月要給三百塊錢工資予窰工，但這個數目也實比國家規定每月四百七十元為低。如果我們對比清朝的薪金來看，根據林達‧約翰遜的《帝國晚期的江南城市》中1693年蘇州布匠每天的工資為0.011兩，而每石（與每擔同）稻米的價錢為0.98兩。而王業鍵的《近代四川合江縣物價與工資的變動趨勢》一文中，以光緒元年為例，米一市升（清代一市升相約現今的五公升）值0.031兩，即46文錢，豬肉一斤0.032兩，即48文錢，但以一個木石泥蔑工為例，一天工資則只是0.027兩，合算40文錢。一天的工資連一斤豬肉及一升米也買不到，更可況買菜油、薪、鹽之類？但魏金玉的《明清時代的農業資本主義萌芽問題》一文中據清初《補農書》所提供的資料匡算「長工每一名工銀五兩，吃米五石五斗，平價五兩五錢」。副食按為主食的112626 倍計算，工錢部分占29 %，工食部分佔71 %。這是說需要兩個人出僱，才可維持另一個人過同樣的生活。又陶煦在《租核》中說，江南長工工價「多或七八石，少或五石，再少者不能耕十畝者也」。他又與《補農書》作比較說「今工銀稍增，亦以米計，歲六石」。按照他的說法，一般長工價年工資約米五或六石，技能較高的可達七八石，技能低者在五石以下。乾隆十七年前後，浙江湯溪縣謝起常僱喬嵩種靛三年，「言定每年辛力銀八兩二錢」。據汪輝祖《病榻夢痕錄》所記蕭山乾隆十七年前後米價推算，石米約合銀一兩一錢左右。則八兩二錢工價，約合米七石左右。種靛需一定技術，故喬嵩工資較高。這說明年工資七八石米的工價，確實是存在的。考慮到長工的飲食一般較為優厚，張履祥就主張對待長工要「吃口好」。如果省吃儉用，七八石米的工價，或可能養活一個長工的成年家屬。（參考自方行的《清代前期江南的勞動力市場》），如果年工資八石，以上面的計法折算，則平均每日的工資有0.25兩左右，但這裏提到七八石米價，可能養活一個長工的成年家屬，當然省吃省住或許可以的。可見這三百塊的薪水連清朝的工人都不如！

而邱澎生在《清代蘇州棉、絲工業的放料制生產》一文中已經提到清代商人及僱工本身有契約關係，勞資雙方有爭拗亦可透過官府解決，想不到在現今廿一世紀的中國，竟然會出現這種特權、剝削的情況出現？馬克思最反對的便是剝削，想不到共產黨統治之下，剝削卻隨處可見？不過可能有人會說歐洲也有「黑磚窯」，不過同樣問題，人家歐洲有傳媒監察，有比較完善的法制，反觀中國？當年我讀《中國農民調查》的時候都知中國每個省的壞事，總是一層瞞一層，到最後好多時省領導為了要粉飾太平都不會向中央匯報，報喜不報憂，甚止試圖阻止苦主上京告狀。不過或者上面這些事都是盲目資本主義化，工具理性化下所產生的悲劇吧？這個是現今人類社會的共業！道德的失落，在今天道德是否只是市場間的供求關係？這個或許是吾人今後所應反思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