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到人生边上》前言(作者:楊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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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絳說鬼故事,能錯過嗎?特轉錄其新書前言於此,但願香港書店早日有售。

(来源:新民晚报)
  
   我已经走到人生的边缘边缘上,再往前去,就是“走了”,“去了”,“不在了”,“没有了”。中外一例,都用这种种词儿软化那个不受欢迎而无可避免的“死”字。
  
  “生、老、病、死”是人生的规律,谁也逃不过。虽说:“老即是病”,老人免不了还要生另外的病。能无疾而终,就是天大的幸运;或者病得干脆利索,一病就死,也都称好福气。活着的人尽管舍不得病人死,但病人死了总说“解脱了”。解脱的是谁呢?总不能说是病人的遗体吧?这个遗体也决不会走,得别人来抬,别人来埋。活着的人都祝愿死者“走好”。人都死了,谁还走呢?遗体以外还有谁呢?换句话说,我死了是我摆脱了遗体?还能走?怎么走好?走哪里去?
  
  我想不明白。我对想不明白的事,往往就搁下不想了。可是我已经走到了人生边上,自己想不明白,就想问问人,而我可以问的人都已经走了。这类问题,只在内心深处自己问自己,一般是不公开讨论的。我有意无意,探问了近旁几位七十上下的朋友。朋友有亲有疏,疏的只略一探问。
  
   没想到他们的回答很一致,很肯定,都说人死了就是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虽然各人说法不同,口气不同,他们对自己的见解都同样坚信不疑。他们都头脑清楚,都是先进知识分子。我提的问题,他们看来压根儿不成问题。他们的见解,我简约地总结如下:
  
   “老皇历了!以前还要做水陆道场超度亡灵呢!子子孙孙还要祭祀‘作飨’呢!现在谁还迷信这一套吗?上帝已经死了。这种神神鬼鬼的话没人相信了。人死留名,雁死留声,人世间至多也只是留下些声名罢了。”
  
   “人死了,剩下一个臭皮囊,或埋或烧,反正只配肥田了。形体已经没有了,生命还能存在吗?常言道:‘人死烛灭’,蜡烛点完了,火也灭了,还剩什么呢?”
  
   “人生一世,草生一秋。草黄了,枯了,死了。不过草有根,明年又长出来。人也一样,下一代接替上一代,代代相传吧。一个人能活几辈子吗?”
  
   “上帝下岗了,现在是财神爷坐庄了。谁叫上帝和财神爷势不两立呢!上帝能和财神爷较量吗?人活一辈子,没钱行吗?挣钱得有权有位。争权夺位得靠钱。称王称霸只为钱。你是经济大国,国际间才站得住。没有钱,只有死路一条。咱们现在居然‘穷则变,变则通了’,知道最要紧的是理财。人生一世,无非挣钱、花钱、享受,死了能带走吗?”
  
   “人死了就是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还有不死的灵魂吗?我压根儿没有灵魂,我生出来就是活的,就得活到死,尽管活着没意思,也无可奈何。反正好人总吃亏,坏人总占便宜。这个世界是没有公道的,不讲理的,可是有什么办法呢,什么都不由自主呀。我生来是好人,没本领做恶人,吃亏就吃亏吧。尽管做些能做的事,就算没有白活了。”
  
   “我们这一辈人,受尽委屈、吃尽苦楚了。从古以来,多少人‘搔首问青天’,可是‘青天’,它理你吗?圣人以神道设教,‘愚民’又‘驭民’,我们不愿再受骗了。迷信是很方便的,也顶称心。可是‘人民的鸦片’毕竟是麻醉剂呀,谁愿意做‘瘾君子’呢?说什么‘上帝慈悲’,慈悲的上帝在干什么?他是不管事还是没本领呀?这种昏聩无能的上帝,还不给看破了?上帝!哪有上帝?”
  
   “我学的是科学。我只知道我学的这门学科。人死了到哪里去是形而上学,是哲学问题,和我无关。我只知道人死了就什么都没有了。”
  
   他们说话的口气,比我的撮述较为委婉,却也够叫我惭愧的。老人糊涂了!但是我仔细想想,什么都不信,就保证不迷吗?他们自信不迷,可是他们的见解,究竟迷不迷呢?
  
   第一,比喻只是比喻。比喻只有助于表达一个意思,并不能判定事物的是非虚实。“人生一世,草生一秋”只借以说明人生短暂。我们也向人祝愿“如松之寿”、“寿比南山”等等,都只是比喻罢了。
  
   “人死烛灭”或“油干灯烬”,都是用火比喻生命,油或脂等燃料比喻躯体。但另一个常用的比喻“薪尽火传”也是把火比喻生命,把木柴比喻躯体。脂、油、木柴同是燃料,同样比作躯体。但“薪尽火传”却是说明躯体消灭后,生命会附着另一个躯体继续燃烧,恰恰表达灵魂可以不死。这就明确证实比喻不能用来判断事物的真伪虚实。比喻不是论断。
  
  第二,名与实必须界说分明。老子所谓“名可名,非常名”。如果名与实的界说不明确,思想就混乱了。例如“我没有灵魂”云云,是站不住的。人死了,灵魂是否存在是一个问题。活人有没有灵魂,不是问题,只不过“灵魂”这个名称没有定规,可有不同的名称。活着的人总有生命——不是虫蚁的生命,不是禽兽的生命,而是人的生命,我们也称“一条人命”。自称没有灵魂的人,决不肯说自己只有一条狗命。常言道:“人命大似天”或“人命关天”。人命至关重要,杀人一命,只能用自己的生命来抵偿。“一条人命”和“一个灵魂”实质上有什么区别呢?英美人称soul,古英文称ghost,法国人称âme,西班牙人称alma,辞典上都译作灵魂。灵魂不就是人的生命吗?谁能没有生命呢?
  
  又例如“上帝”有众多名称。“上帝死了”,死的是哪一门子的上帝呢?各民族、各派别的宗教,都有自己的上帝,都把自己信奉的上帝称真主,称唯一的上帝,把异教的上帝称邪神。有许多上帝有偶像,并且状貌不同。也有没有偶像的上帝。这许多既是真主,又是邪神,有偶像和无偶像的上帝,全都死了吗?
  
   人在急难中,痛苦中,烦恼中,都会唤天、求天、问天,中外一例。上帝应该有求必应,有问必答吗?如果不应不答,就证明没有上帝吗?
  
   耶稣受难前夕,在葡萄园里祷告了一整夜,求上帝免了他这番苦难,上帝答理了吗?但耶稣失去他的信仰了吗?
  
  中国人绝大部分是居住农村的农民。他们的识见和城市里的先进知识分子距离很大。我曾下过乡,也曾下过干校,和他们交过朋友,能了解他们的思想感情,也能认识他们的人品性格。他们中间,当然也有高明和愚昧的区别。一般说来,他们的确思想很落后。但他们都是在大自然中生活的。他们的经历,先进的知识分子无缘经历,不能一概断为迷信。以下记录的,都是笃实诚朴的农民所讲述的亲身经历。
  
   “我有夜眼,不爱使电棒,从年轻到现在六七十岁,惯走黑路。我个子小,力气可大,啥也不怕。有一次,我碰上‘鬼打墙’了。忽然地,眼前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见,只看到旁边许多小道。你要走进这些小道,会走到河里去。这个我知道。我就发话了:‘不让走了吗?好,我就坐下。’我摸着一块石头就坐下了。我掏出烟袋,想抽两口烟。可是火柴划不亮,划了十好几根都不亮。碰上‘鬼打墙’,电棒也不亮的。我说:‘好,不让走就不走,咱俩谁也不犯谁。’我就坐在那里。约莫坐了半个多时辰,那道黑墙忽然没有了。前面的路,看得清清楚楚。我就回家了。碰到‘鬼打墙’就是不要乱跑。他看见你不理,没办法,只好退了。” 
 
  我认识一个二十多岁农村出生的女孩子。她曾读过我记的《遇仙记》(参看《杨绛文集》第二卷228—23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问我那是怎么回事。我说:“不知道,但都是实事。全宿舍的同学、老师都知道。我活到如今,从没有像那夜睡得像死人一样。”她说:“真的,有些事,说来很奇怪,我要不是亲眼看见,我决不相信。我见过鬼附在人身上。这鬼死了两三年了,死的时候四十岁。他的女儿和我同岁,也是同学。那年,挨着我家院墙北面住的女人刚做完绝育手术,身子很弱。这个男鬼就附在这女人身上,自己说:‘我是谁谁谁,我要见见我的家人,和他们说说话。’有人就去传话了。他家的老婆、孩子都赶来了。这鬼流着眼泪和家里人说话,声音全不像女人,很粗壮。我妈是村上的卫生员,当时还要为这女人打消炎针。我妈过来了,就掐那女人的上嘴唇——叫什么‘人中’ 吧?可是没用。我妈硬着胆子给她打了消炎针。这鬼说:‘我没让你掐着,我溜了。嫂子,我今儿晚上要来吓唬你!”我家晚上就听得哗啦啦的响,像大把沙子撒在墙上的响。响了两次。我爹就骂了:‘深更半夜,闹得人不得安宁,你王八蛋!’那鬼就不闹了。我那时十几岁,记得那鬼闹了好几天,不时地附在那女人身上。大约她身子健朗了,鬼才给赶走。”
  
  在“饿死人的年代”,北京居民只知道“三年自然灾害”。十年以后,我们下放干校,才知道不是天灾。村民还不大敢说。多年后才听到村里人说: “那时候饿死了不知多少人,村村都是死人多,活人少,阳气压不住阴气,快要饿死的人往往夜里附上了鬼,又哭又说。其实他们只剩一口气了,没力气说话了。可是附上了鬼,就又哭又说,都是新饿死的人,哭着诉苦。到天亮,附上鬼的人也多半死了。”
  
   鬼附人身的传说,我听得多了,总不大相信。但仔细想想,我们常说:“又做师娘(巫婆)又做鬼”,如果从来没有鬼附人身的事,就不会有冒充驱鬼的巫婆。所以我也相信莎士比亚的话:这个世界上,莫名其妙的事多着呢。
  
  《左传》也记载过闹鬼的事。春秋战国时,郑国二贵胄争权。一家姓良,一家姓驷。良家的伯有骄奢无道,驷家的子皙一样骄奢,而且比伯有更强横。子皙是老二,还有个弟弟名公孙段附和二哥。子皙和伯有各不相下。子皙就叫他手下的将官驷带把伯有杀了。当时郑国贤相子产安葬了伯有。子皙擅杀伯有是犯了死罪,但郑国的国君懦弱无能,子产没能够立即执行国法。子皙随后两年里又犯了两桩死罪。子产本要按国法把他处死,但开恩让他自杀了。
  
  伯有死后化为厉鬼,六七年间经常出现。据《左传》,“郑人相惊伯有”,只要听说“伯有至矣”,郑国人就吓得乱逃,又没处可逃。伯有死了六年后的二月间,有人梦见伯有身披盔甲,扬言:“三月三日,我要杀驷带。明年正月二十八日,我要杀公孙段。”那两人如期而死。郑国的人越加害怕了。子产忙为伯有平反,把他的儿子“立以为大夫,使有家庙”,伯有的鬼就不再出现了。
  
   郑子产出使晋国。晋国的官员问子产:“伯有犹能为厉乎?”(因为他死了好多年了。)子产曰:“能”。他说:老百姓横死,鬼魂还能闹,何况伯有是贵胄的子孙,比老百姓强横。他安抚了伯有,他的鬼就不闹了。
  
  我们称闹鬼的宅子为凶宅。钱锺书家曾租居无锡留芳声巷一个大宅子,据说是凶宅。他叔叔夜晚读书,看见一个鬼,就去打鬼,结果大病了一场。我家一九一九年从北京回无锡,为了找房子,也曾去看过那所凶宅。我记得爸爸对妈妈说:“凶宅未必有鬼,大概是房子阴暗,住了容易得病。”
  
  但是我到过一个并不阴暗的凶宅。我上大学时,我和我的好友周芬有个同班女友是常熟人,家住常熟。一九三一年春假,她邀我们游常熟,在她家住几天。我们同班有个男同学是常熟大地主,他家刚在城里盖了新房子。我和周芬等到了常熟,他特来邀请我们三人过两天到他新居吃饭,因为他妈妈从未见过大学女生,一定要见见,酒席都定好了,请务必赏光。我们无法推辞,只好同去赴宴。
  
  新居是簇新的房子。阳光明亮,陈设富丽。他妈妈盛装迎接。同席还有他爸爸和孪生的叔叔,相貌很相像;还有个瘦弱的嫂子带着个淘气的胖侄儿,还有个已经出嫁的妹妹。据说,那天他家正式搬入新居。那天想必是挑了“宜迁居”的黄道吉日,因为搬迁想必早已停当,不然的话,不会那么整洁。
  
  回校后,不记得过了多久,我又遇见这个男同学。他和我们三人都不是同系。不常见面。他见了我第一事就告诉我他们家闹鬼,闹得很凶。嫂子死了,叔叔死了,父母病了,所以赶紧逃回乡下去了。据说,那所房子的地基是公共体育场,没知道原先是处决死囚的校场。我问:“鬼怎么闹?”他说:“一到天黑,楼梯上脚步声上上下下不断,满处咳吐吵骂声,不知多少鬼呢!”我说:“你不是在家住过几晚吗?你也听到了?”他说他只住了两夜。他像他妈妈,睡得浓,只觉得城里不安静,睡不稳。春假完了就回校了。闹鬼是他嫂子听到的,先还不敢说。他叔叔也听到了。嫂子病了两天,也没发烧,无缘无故地死了。才过两天,叔叔也死了,他爹也听到闹,父母都病了。他家用男女两个佣人,男的管烧饭,是老家带出来的,女的是城里雇的。女的住楼上,男的住楼下,上下两间是楼上楼下,都在房子西尽头,楼梯在东头,他们都没事。家里突然连着死了两人,棺材是老家账房雇了船送回乡的。还没办丧事,他父母都病了。体育场原是校场的消息是他妹妹的婆家传来的。他妹妹打来电话,知道父母病了,特来看望。开上晚饭,父母都不想吃。他妹妹不放心,陪了一夜。他的侄儿不肯睡挪入爷爷奶奶屋的小床,一定要睡爷爷的大床。他睡爷爷脚头,梦里老说话。他妹妹和爹妈那晚都听见家里闹鬼了。他们屋里没敢关电灯。妹妹睡她妈妈脚头。到天亮,他家立即雇了船,收拾了细软逃回乡下。他们搬入新居,不过七八天吧,和我们同席吃饭而住在新居的五个人,死了两个,病了两个,不知那个淘气的胖侄儿病了没有。这位同学是谨小慎微的好学生,连党课《三民主义》都不敢逃学的,他不会撒谎胡说。
  
  我自己家是很开明的,连灶神都不供。我家苏州的新屋落成,灶上照例有“灶君菩萨”的神龛。年终糖瓜祭灶,把灶神送上天了。过几天是“接灶”日。我爸爸说: “不接了。”爸爸认为灶神相当于“打小报告”的小人,吃了人家的糖瓜,就说人家好话。这种神,送走了正好,还接他回来干吗?家里男女佣人听说灶神不接了,都骇然。可是“老爷”的话不敢不听。我家没有灶神,几十年都很平安。
  
  可是我曾经听到开明的爸爸和我妈妈讲过一次鬼。我听大姐姐说,我的爷爷曾做过一任浙江不知什么偏僻小县的县官。那时候我大姐年幼,还不大记事。只有使她特别激动的大事才记得。那时我爸爸还在日本留学,爸爸的祖父母已经去世,大伯母一家、我妈妈和大姐姐都留在无锡,只有爷爷带上奶奶一起离家上任。大姐姐记得他们坐了官船,扯着龙旗,敲锣打鼓很热闹。我听到爸爸妈妈讲,我爷爷奶奶有一天黄昏后同在一起,两人同时看见了我的太公,两人同时失声说:“爹爹喂”,但转眼就不见了。随后两人都大病,爷爷赶忙辞了官,携眷乘船回乡。下船后,我爷爷未及到家就咽了气。
  
   这件事,想必是我奶奶讲的。两人同时得重病,我爷爷未及到家就咽了气,是过去的事实。见鬼是得病还乡的原因。我妈妈大概信了,我爸爸没有表示。
  
   以上所说,都属“怪、力、乱、神”之类,我也并不爱谈。我原是旧社会过来的“老先生”——这是客气的称呼。实际上我是老朽了。老物陈人,思想落后是难免的。我还是晚清末代的遗老呢!
  
  可是为“老先生”改造思想的“年轻人”如今也老了。他们的思想正确吗?他们的“不信不迷”使我很困惑。他们不是几个人。他们来自社会各界:科学界、史学界、文学界等,而他们的见解却这么一致、这么坚定,显然是代表这一时代的社会风尚,都重物质而怀疑看不见、摸不着的“形而上”境界。他们下一代的年轻人,是更加偏离“形而上”境界,也更偏重金钱和物质享受的。他们的见解是否正确,很值得仔细思考。
  
  我试图摆脱一切成见,按照合理的规律,合乎逻辑的推理,依靠实际生活经验,自己思考。我要从平时不在意的地方,发现问题,解答问题;能证实的予以肯定,不能证实的存疑。这样一步一步自问自答,看能探索多远。好在我是一个平平常常的人,无党无派,也不是教徒,没什么条条框框干碍我思想的自由。而我所想的,只是浅显的事,不是专门之学,普通人都明白。
  
  我正站在人生的边缘边缘上,向后看看,也向前看看。向后看,我已经活了一辈子,人生一世,为的是什么呢?我要探索人生的价值。向前看呢,我再往前去,就什么都没有了吗?当然,我的躯体火化了,没有了,我的灵魂呢?灵魂也没有了吗?有人说,灵魂来处来,去处去。哪儿来的?又回哪儿去呢?说这话的,是意味着灵魂是上帝给的,死了又回到上帝那儿去。可是上帝存在吗?灵魂不死吗?
  
(选自《走到人生边上》商务印书馆出版)

3 留言:

倉海君 說...

--可是为“老先生”改造思想的“年轻人”如今也老了。他们的思想正确吗?他们的“不信不迷”使我很困惑。他们不是几个人。他们来自社会各界:科学界、史学界、文学界等,而他们的见解却这么一致、这么坚定,显然是代表这一时代的社会风尚,都重物质而怀疑看不见、摸不着的“形而上”境界。他们下一代的年轻人,是更加偏离“形而上”境界,也更偏重金钱和物质享受的。他们的见解是否正确,很值得仔细思考。


前輩就是說鬼故事,也能如此發人深省,無劍勝有劍,這就是智慧。

荏苒軒主人 說...

此書香港已有。我昨天在銅鑼灣商務買了,$16。

birgit 說...

阿城寫過莫言講的一個鬼故事,很有趣.筆錄如下:

”他(莫言)講起有一次回家鄉山東高密,晚上進到村子,村前有個蘆葦蕩,於是捲起褲腿涉水過去.不料人一攪動,水中立起無數小紅孩兒,連說吵死了吵死了,莫言只好退回岸上,水裏復歸平靜.但這水總是要過的,否則如何回家?家又近在眼前,於是再涉到水裏,小紅孩兒們則又從水中立起,連說吵死了吵死了.反覆了幾次之後,莫言只好在岸上蹲了一夜,天亮才涉水回家.”

讀着真樂.這些”小紅孩兒”倒是類活人的,夜伏是肯定的,不知是否昼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