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在中國﹐六十年代出生的那代人如此沉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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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經很奇怪﹐為什麼在中國﹐六十年代出生的那一代人是那麼沉默的一代?無論是在學界﹐還是在文壇﹔也不管他們是作為個體﹐還是作為群體﹐我們都很難聽到他們的聲音﹕當五十年代那批人在理直氣壯地總結自己一生喊出大道多歧﹑青春無悔的響亮口號時﹐我們聽不到他們的聲音﹔當五十年代人在文壇上翻江倒海尋根問祖時﹐我們聽不到他們的聲音。也許﹐有人會說﹕這是因為五十年代人已成為這個時代的主導力量﹐所以他們享有的“話語權”自然比你們充分﹐你們也不用急﹐要不了多久就輪到你們“到中流擊水﹐浪遏飛舟”了──其然?豈其然!

現在已是二十一世紀了﹐六十年代人已人到中年﹐此時不發言更待何時?再說﹐整個二十世紀八十﹑九十年代不都是五十年代出生的那批三十﹑四十歲的家伙們在那裡滔滔不絕地“指點江山﹐激揚文字”地享有“話語霸權”麼?為什麼輪到我們了就三十歲不行﹑四十歲還不行?而更讓人感慨的是﹕進入新世紀後﹐雨後春筍般冒出來的七十年代生人開始在中國尋找他們的位置﹐發出他們的宣言﹐“用身體寫作﹐用行走生存”之時﹐我們還是聽不到他們的聲音……陳子昂詩雲﹕“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淚下。”

對六十年代中人來說恰巧相反﹕我們是“前可見古人﹐後可見來者”﹐可就獨獨沒了自己──就像那個笑話講的﹕和尚有了﹐枷也有了﹐可“我呢?我他媽哪兒去了?”五十年代中人的王小波曾說他們那一代是“沉默的一代”﹐這當然是過謙了﹐而他自己最後也承認“如今我也擠進了話語圈子”。真正沉默的一代是我們六十年代人。人們愛說﹐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原因﹐在中國當代史上存在一個深深的“斷代”──在我看來﹐這“斷代”就“斷”在六十年“代”。原因是我們上一代人還在喋喋不休地喧囂﹐而我們下一代人已開始津津有味地講話﹐只有我們保持沉默──這沉默也許會保持到我們這一代人悄悄消失在歷史長河之中。“悄悄地我走了﹐正如悄悄地我來了。我揮一揮手﹐不帶走天上的一絲雲彩。”指出這種現象並不困難﹐困難的是探討這種情況產生的原因﹕為什麼這一代應該發言也可以發言的六十年代人保持沉默?是因為高貴?還是因為無奈?　　　　　　

我想﹐這一代人之所以願意保持沉默﹐首要原因是在們成長最重要的童年少年時代﹐我們領教了許多許多的“語言暴政”﹐更聽到和說過了許多許多的廢話──太多的語言垃圾填塞了我們的心靈﹐這些語言垃圾充斥的最直接後果就是我們對語言本身的興趣已蕩然無存。蕭伯納曾說過﹕許多英國人終生不看莎士比亞﹐就是因為幼年時塾師強迫背誦莎劇的結果。文學是這樣﹐語言也未嘗不是這樣?在我們少年時代﹐總被各種媒體(包括老師)孜孜不倦地告訴我們﹕我們生長在一個幸福的時代﹐我們不僅比世界上其他三分之二生活在水深火熱中的勞動人民幸福﹐而且我們還肩負著把我們從苦難中拯救出來的神聖使命──可事實上我們也餓過肚子﹐在學校裡也受過年紀大的同學的暴打。話語與現實的對比使我們明白﹕講出來的話往往並不可信──不僅不可信﹐它還常常與事實相反。所以對華麗的話我們都保持著警惕﹕不單自己不願意聽﹐而且自己也不想講。沉默不見得是金﹐可沉默的人不騙人也很少受別人的騙﹐這倒是事實。　　　　　　

第二個原因﹐我想﹐應該是我們這一代人的生存環境實在太惡劣了﹕我們整個小學中學時代都在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中度過﹐根本就沒讀上什麼書──我小學畢業時﹐連分數的加減都不會──可謂先天不足﹔成年後又碰上社會轉軌﹐整個社會四五十年積累起來的矛盾問題全堆在我們這一代人頭上解決(或者說﹕別人得的病﹐卻全由我們來吃藥)﹕什麼失業下崗﹐什麼房改醫改……這些問題對于五十年代中人來說﹐已大多不成問題﹐因為他們已退休或接近退休﹐國家對他們的利益多有照顧﹐屬于改革的漏網之魚﹔對于七十年代的人也不構成威脅﹐因為他們讀書多准備足﹐真正的市場經濟只會使他們如魚得水地施展自己才能。可是讀書少而又年紀大的六十年代中人呢?改革的代價得由他們付﹐而改革的成果他們卻無緣享受──在歷史的祭壇上﹐因為我們扮演的角色只是犧牲!而苦難與犧牲只會讓人沉默﹕就像魯迅小說《故鄉》中的那個閏土──心中很苦﹐嘴上卻說不出來。　　　　　　

第三﹐如果我們務虛一點的話﹐我們也許可以說﹕六十年代中人是理想幻滅或沒有理想的一代。如果說五十年代人是理想的一代或浪漫的一代的話﹐那七十年代人就是現實或自然的一代。惟有夾在中間的六十年代人不三不四非牛非馬地沒有“主義(主意)”﹕我們既不能也不想像五十年代人那樣雄赳赳地宣稱自己雖然壯志未酬﹐但是青春無悔──因為我們沒有“壯志”﹐似乎也無所謂“青春”﹔也不能像七十年代人那樣追求自我自由自在──因為我們有負擔而無本事﹐怎麼也“自我自在自由”不起來。“欲渡黃河冰塞川﹐將登太行雪滿山”﹐我們還有什麼說的?當然只好“歸去掩門自嘆息”了。　　　　　　

有人曾這樣分析六十年代人﹕他們“一邊嘲笑第三代人(指五十年代人──筆者)的滄桑和失落(豈敢﹐我們羨慕那種滄桑﹐而自己是更加失落──筆者)﹐一邊悲憐獨生子女的漂浮空虛。他們在嘲諷第三代人的知青情結時﹐自己卻墜入了‘紅小兵’的懷舊之中﹔他們在批評上一代人的‘民主幼稚病’時﹐自己卻在標榜義和團式的狹隘民族主義。其實﹐第四代人(指六十年代人)與上一代人的一個真正不同特點﹐是他們更為現實務實﹐因而也更為平靜和沉寂(見楊東平《代際沖突和獨生子女的一代》)。除去文中一些對六十年代人近乎吹捧的指責外﹐這段話基本准確地講出了我們這一代人的尷尬──尤其英明的是﹕指出了我們這一代人的最大特征﹐那就是“沉寂”。　　　　　　上面分析的也還都只是些現象﹐如果我們再從更深層的精神層面來看看這個問題﹐也許會看得更清楚。　　　　　　

錢理群先生在給他弟子余杰的一封信中曾談到﹕我們在強調魯迅尖刻鋒利的戰斗精神的同時﹐也千萬不要忘了他內心深處那種仁厚寬容揮之不去的人道主義情結──而這才是魯迅精神的底色﹐也正是有了這樣的底色﹐魯迅才與虛無主義者或頹廢主義者劃清了界限。這話說得真好──魯迅之所以成為魯迅﹐不僅是因為他“橫眉冷對千夫指”的冷峻﹐更因為他“俯首甘為孺子牛”的仁愛﹔用他自己的話來說就是“能愛﹐才能恨”﹐正因為“寄意寒星荃不察”﹐所以才會“我以我血荐軒轅”!這裡﹐我們不難看出一個人幼小時打下的“精神底色”對他一生的成長與選擇有多麼大的作用。那麼﹐我們這一代(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生的人)的精神底色又是怎樣的呢?　　　　　　

我們成長在一個階級斗爭烈焰空前蓬勃的年代﹐在我們如白紙一張的兒童少年時代﹐心靈就被社會涂抹上濃墨重彩的階級斗爭圖案﹕我們被告知﹐人是分階級的──就像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家一樣﹐每個人都屬于自己的階級﹕沒有家的人也有自己的階級﹐那叫流氓無產階級。階級之間的關系是你死我活絕無妥協余地的﹐你千萬別指望剝削階級對你好﹐他就是對你好﹐那也是“糖衣炮彈”﹕表面是對你好﹐可實際卻是想“砰”的一聲炸你個灰飛煙滅!所以﹐必須進行殘酷斗爭﹐不是你吃掉他﹐就是他吃掉你。為了防止他吃掉你﹐最好你先下手吃掉他﹐而且﹐最好是吃得連骨頭也不剩一根﹐所謂“除惡務盡”是也。緣此﹐作為階級斗爭最高形式的戰爭﹐在我們那個時代就成了文學藝術最為集中熱情的表現題材──當然﹐也就成了我們精神底色最主要的組成部分。　　　　　　記得我“人生識字懮患始”時讀的書是《長白山兒童故事》﹑《戰地紅纓》﹑《漁島怒潮》﹑《劉胡蘭的故事》﹑《激戰無名川》﹑《敵後武工隊》﹑《難忘的戰斗》等等。這些書講的都是“革命人民”如何與階級敵人特務漢奸國民黨展開斗爭的血淋淋故事。不過﹐你也別怕﹕這裡面雖然有犧牲﹐可犧牲換來的卻是偉大的勝利﹐而犧牲者也會作為革命烈士受到人民的永遠懷念──雖死猶榮﹐所以你也別不想去做﹔相反﹐你要怕死﹐那就只有當叛徒﹐而叛徒的下場不僅會給我們捉了槍斃﹐而且會遺臭萬年﹕你要有兒子什麼的話﹐連他長大後也會到你墳頭上撒尿──“人從宋後少名檜﹐我到墳頭愧姓秦”!所以﹐那些書告訴我們好人壞人的惟一區別就在于你是否願意犧牲。我們從小接受的可以說是一種死亡教育﹐也就是說它不是教我們如何好好地活﹐怎樣有意義地去度過這短暫的一生﹔而是變著法子教我們如何好好地去死﹐死得越慘烈越好──比如劉胡蘭是被鍘刀鍘死的﹐所以死得光榮﹔董存瑞是被炸藥包炸死的﹐所以死得英勇﹔邱少雲是被火燒死的﹐所以死得壯烈……當然啦﹐你也別怕﹐這死並不可怕──豈止不可怕?簡直就還閃動著誘人的祥光﹕什麼理想﹑道德﹑信仰﹑追求﹑人格……這些美好的東西全因死亡而閃閃發光﹑熠熠生輝﹔而關鍵時刻你要選擇了生存﹐那就意味著墮落苟且﹐可恥可殺。這種教育今天看來似乎有點駭人聽聞﹐可在當年卻是實實在在貫穿于所有文學藝術中的主流題材。一個作家在反映那個時代的一本小說中寫到﹕“死﹐對我們來說司空見慣﹐每天我們都能聽到﹑看到很多人在我們身邊死去──在故事和電影上。所有的故事無論開頭多麼平淡﹐結尾一定是以殺人和被殺告終。這些故事講的就是一個好孩子後來怎麼變成一條好漢。”這的確是的。　　　　　　

打倒“四人幫”後﹐作家李存葆在一篇叫《山中﹐那十九座墳塋》的小說中寫到﹕“文革”期間﹐一個戰士為了得到領導戰友的好評﹐在搶修一處事實上毫無意義的所謂“國防工事”時不顧自己身體有病﹐拼命去扛石料水泥﹐最後給活活累死了。人們在整理他遺物時在他的日記裡發現了他把語錄“一不怕死﹐二不怕苦”抄成了“一怕不死﹐二怕不苦”!這一顛倒相當准確而典型地描繪出那個年代劃分好人壞人的簡單標准﹕你要想做個英雄的話﹐那在戰爭期間你就得去死──不死算什麼英雄?這方面﹐所有的戰爭文學都是例子。你要是在和平期間呢﹐你就去苦得像小說中那個戰士一樣活活累死(實際上也是死了)﹐或者像當時一個叫金訓華的知識青年﹐為了搶救一根落水的電線杆子(因為那是“國家財產”)而跳進波濤洶涌的大河﹐結果電線杆子沒有搶救上來﹐自己的命倒給搭進去!而在“英雄”與“壞蛋”之間根本就沒留下任何空隙──“凡人”的生活空間。　　　　　　

理解了這一點﹐我們就會明白為什麼在“文革”中紅衛兵那麼不顧一切地破“四舊’搞武斗﹔有的還跑到越南﹑緬甸去參加游擊隊﹐為國際主義拋頭顱灑熱血──沒有去的就呆在國內胡思亂想。當時有一首紅衛兵詩歌《獻給第三次世界大戰的勇士》﹐寫的是兩個紅衛兵勇士鐵馬金戈氣吞萬裡如虎﹐打遍全世界無敵手﹐最後打到美國﹐“戰友”為了掩護“我”犧牲在“白宮華麗的臺階上”!因為他們受的教育告訴他們﹕這是他們成為英雄的惟一選擇。記得小時候看了這些文學作品﹐我也熱血沸騰﹐很想找一個階級敵人來“殊死搏斗”一通﹐以成就我“流芳百世”的英雄夢﹕此時若有一個“地富反壞右”或“走資派”在我身邊的話﹐我一定會毫不客氣沖上去對他拳打腳踢﹐甚至刀砍斧劈。有人說﹕我們這一代是吃狼奶長大的一代。話雖然難聽﹐可我們反躬自省﹑捫心自問﹐恐怕也只有點頭的份﹕狼不就講不是你吃掉我就是我吃掉你麼?　　　　　　

亢奮後往往虛脫﹐高峰後就是低谷──或許﹐這就是六十年代人沉默的內在原因吧?　如果從外表看﹐六十年代人是沉默的一代﹔如果從我們的精神底色來看的話﹐還可以說我們是冷漠的一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