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的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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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有朋友問,為什麼我最近這樣關注李樹芬案(的確,我關心的不是「打砸燒」),是否偵探癖作祟?我說不是,也從不認為自己有能耐遙距查案。你估拍緊Death Note咩?至於詳細理由,我打算稍後再談,但今天看到一篇文章,是《詹宏志論湯禎兆 香港友多聞》,其中數段也是我的心聲,現在引述於下:

就在1997年吧,香港回歸中國前夕,一位香港記者路上攔住我,急切問起我對97以後香港言論自由的看法。我說,我真的不能想像香港失去言論自由的模樣,香港是亞洲地區「老牌的」言論自由之地,多少年來香港是亞洲地區,更不用說是華人治轄地區,一個言論自由與新聞自由的「典範」;在喧嘩熱鬧的廣式茶樓裏,人們一面飲茶歎點心、一面攤讀「葷腥不忌」的報紙、一面大聲議論「百無禁區」的話題,這已經是我心目中某種「三代之治」的烏托邦景觀。

香港的言論自由,不是理想主義者的「概念」,而是一種庶民的「生活方式」,這當然是港英時代留下的「殖民餘毒」或「歷史意外」(端看你站在哪一邊看這件事);但也因為持之已久、滲透也深,要把香港老百姓血液裏頭的言論自由細胞拿走是不容易的。對我而言,97以後如果香港立刻發生言論自由大倒退,那將是大變動與大震撼,絕非「馬照跑、舞照跳」、「五十年不變」的本意。我最後說,97以後,如果部分傳媒或企業因為揣摩政治風向而「自動收縮」若干言論的邊界,是可以想像的,但如果香港發生全盤性的言論限制,退後到和中國同一套尺度,那將是不可想像的。

現在我已經不復記憶,當時說這些話是源於有根據的推論,還是基於某種情感的「期待」,或者用我當時愛用的話,是一種「帶著願望的邏輯」?

張望世界的望眼鏡

我對香港是「有感情的」(所以我的分析未必可靠),我甚至認為我這一代的台灣讀書人都「欠」香港一份情。也許比我年輕的台灣世代已經不知道我們曾經歷過一個思想遭封鎖、說話不自由的「苦悶時代」,我們得要從各種縫隙張望,才能偷窺一點點世界,其中一副我們藉以張望世界的望眼鏡,就是「香港」。

七十年代初,我離開鄉下到了台北,內心滿懷讀書的渴望,希望在豐富的城市裏看見更大的世界。一天在上課途中,我新認識的同學轉身偷偷遞給我一本包裹緊密的書,並用手指比在嘴上做了一個噤聲的手勢。我明白這個手勢,這是我們傳遞一切「禁忌事物」共同的手勢,也是我們向一切「壓迫宰制」表示對抗和棄絕的手勢,我回到宿舍把書打開來,發現是香港「小草叢刊」所印行的《陳映真作品集》。

陳映真此時還在白色恐怖的牢獄之中,沒有人能在公開場合談到他,更不要說流傳他的作品。我聽說過他,但不曾讀過他的作品。但那一個晚上,我讀得雙眼紅腫,內心激動,每個角色都在我腦中縈迴不去:越戰中身心俱疲的黑人軍曹巴尼、貧窮而虛無的弟弟康雄、送喪隊伍裏吹小喇叭的三角臉、在年輕傭人青春肉體上尋求安慰的衰老康先生……我從一本不知來歷的書本,認識了台灣最重要的一位作家。

幾年後,我和剛出獄的陳映真先生見面,談起這本建立起讀者認識作者的書,陳映真也不知道這本書的刊印者是誰,兩個人一同搖頭稱奇,我們都沒有感覺到這是「侵犯版權」,我們都覺得這是來自香港某位有心人的「義舉」。

我認識台灣的某一部分必須「通過」香港,更不要說,我想認識那巨大陌生的中國(特別是那諱莫如深的「文化大革命」),更必須經過香港。當時台灣對中國資訊的封鎖是驚人的嚴格,我們不但不易看到任何來自大陸的隻字片語,就連一兩封國外輾轉捎來的家書也極困難。香港書刊有任何言及中國現的內容都在查禁之列,我們偶然能私下傳讀幾本僑生朋友帶來的《明報月刊》和《七十年代》,我們也是因為這樣熟知了胡菊人、李怡的名字。

政治相關信息只是其中一個面向,事實上新聞不自由的副作用遠比想像為大,「言論控制」經常連帶「封閉、過濾」了許多內容,我很快地從香港各種作家的內容裏,感覺到他們的「見多識廣」,也感覺到他們的活潑創造,他們沒有選題的壓力,沒有意見取向的壓力,他們甚至沒有歷史傳統,他們「我手寫我口」,想說什麼就說什麼。
數十年前,香港是兩岸人民「張望世界的望眼鏡」;今天,則可能是反映國內狀況的「內視鏡」。香港人之所以一直能在這場block me if you can的遊戲中佔盡便宜,不是香港的幸運,而是國人的最大不幸。四川地震,我們捐款;瓮安奇案,全國刪帖,我們不是應該轉貼嗎?

3 留言:

Gizmo_LED 說...

神啊,我可以在大陆自由的看新春秋啦!!

匿名 說...

政府好像不打算跟豆腐渣工程算帳了!

倒豎蔥 說...

詹宏志實在太抬舉康港這塊文化沙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