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的義務

標籤: 有感而發

昨天有朋友問，為什麼我最近這樣關注李樹芬案(的確，我關心的不是「打砸燒」)，是否偵探癖作祟？我說不是，也從不認為自己有能耐遙距查案。你估拍緊Death Note咩？至於詳細理由，我打算稍後再談，但今天看到一篇文章，是《詹宏志論湯禎兆 香港友多聞》，其中數段也是我的心聲，現在引述於下：

就在1997年吧，香港回歸中國前夕，一位香港記者路上攔住我，急切問起我對97以後香港言論自由的看法。我說，我真的不能想像香港失去言論自由的模樣，香港是亞洲地區「老牌的」言論自由之地，多少年來香港是亞洲地區，更不用說是華人治轄地區，一個言論自由與新聞自由的「典範」；在喧嘩熱鬧的廣式茶樓裏，人們一面飲茶歎點心、一面攤讀「葷腥不忌」的報紙、一面大聲議論「百無禁區」的話題，這已經是我心目中某種「三代之治」的烏托邦景觀。

香港的言論自由，不是理想主義者的「概念」，而是一種庶民的「生活方式」，這當然是港英時代留下的「殖民餘毒」或「歷史意外」(端看你站在哪一邊看這件事)；但也因為持之已久、滲透也深，要把香港老百姓血液裏頭的言論自由細胞拿走是不容易的。對我而言，97以後如果香港立刻發生言論自由大倒退，那將是大變動與大震撼，絕非「馬照跑、舞照跳」、「五十年不變」的本意。我最後說，97以後，如果部分傳媒或企業因為揣摩政治風向而「自動收縮」若干言論的邊界，是可以想像的，但如果香港發生全盤性的言論限制，退後到和中國同一套尺度，那將是不可想像的。

現在我已經不復記憶，當時說這些話是源於有根據的推論，還是基於某種情感的「期待」，或者用我當時愛用的話，是一種「帶著願望的邏輯」？

張望世界的望眼鏡

我對香港是「有感情的」(所以我的分析未必可靠)，我甚至認為我這一代的台灣讀書人都「欠」香港一份情。也許比我年輕的台灣世代已經不知道我們曾經歷過一個思想遭封鎖、說話不自由的「苦悶時代」，我們得要從各種縫隙張望，才能偷窺一點點世界，其中一副我們藉以張望世界的望眼鏡，就是「香港」。

七十年代初，我離開鄉下到了台北，內心滿懷讀書的渴望，希望在豐富的城市裏看見更大的世界。一天在上課途中，我新認識的同學轉身偷偷遞給我一本包裹緊密的書，並用手指比在嘴上做了一個噤聲的手勢。我明白這個手勢，這是我們傳遞一切「禁忌事物」共同的手勢，也是我們向一切「壓迫宰制」表示對抗和棄絕的手勢，我回到宿舍把書打開來，發現是香港「小草叢刊」所印行的《陳映真作品集》。

陳映真此時還在白色恐怖的牢獄之中，沒有人能在公開場合談到他，更不要說流傳他的作品。我聽說過他，但不曾讀過他的作品。但那一個晚上，我讀得雙眼紅腫，內心激動，每個角色都在我腦中縈迴不去：越戰中身心俱疲的黑人軍曹巴尼、貧窮而虛無的弟弟康雄、送喪隊伍裏吹小喇叭的三角臉、在年輕傭人青春肉體上尋求安慰的衰老康先生……我從一本不知來歷的書本，認識了台灣最重要的一位作家。

幾年後，我和剛出獄的陳映真先生見面，談起這本建立起讀者認識作者的書，陳映真也不知道這本書的刊印者是誰，兩個人一同搖頭稱奇，我們都沒有感覺到這是「侵犯版權」，我們都覺得這是來自香港某位有心人的「義舉」。

我認識台灣的某一部分必須「通過」香港，更不要說，我想認識那巨大陌生的中國(特別是那諱莫如深的「文化大革命」)，更必須經過香港。當時台灣對中國資訊的封鎖是驚人的嚴格，我們不但不易看到任何來自大陸的隻字片語，就連一兩封國外輾轉捎來的家書也極困難。香港書刊有任何言及中國現的內容都在查禁之列，我們偶然能私下傳讀幾本僑生朋友帶來的《明報月刊》和《七十年代》，我們也是因為這樣熟知了胡菊人、李怡的名字。

政治相關信息只是其中一個面向，事實上新聞不自由的副作用遠比想像為大，「言論控制」經常連帶「封閉、過濾」了許多內容，我很快地從香港各種作家的內容裏，感覺到他們的「見多識廣」，也感覺到他們的活潑創造，他們沒有選題的壓力，沒有意見取向的壓力，他們甚至沒有歷史傳統，他們「我手寫我口」，想說什麼就說什麼。

數十年前，香港是兩岸人民「張望世界的望眼鏡」；今天，則可能是反映國內狀況的「內視鏡」。香港人之所以一直能在這場block me if you can的遊戲中佔盡便宜，不是香港的幸運，而是國人的最大不幸。四川地震，我們捐款；瓮安奇案，全國刪帖，我們不是應該轉貼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