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陣子不少市民都到將要關閉的中環天星碼頭拍照留念，鐘樓前也整天都擠滿了人，晚上下班途經時，更見碼頭被閃光燈的鎂光點綴得猶如白晝，差點還以為有明星在拍攝外景。現在人們對鐘樓的熱情已好像被放進冰箱的水般冷卻下來，每天下班總往從前熙來攘往的碼頭望一望，不太習慣現在它那冰冷凄清的面貌。我並不是對那座由比利時送贈的鐘樓特別緬懷，只是不能適應越來越陌生的香港，小時常到的地方已消失殆盡：荔園遊樂場，Peter Pan玩具店已被時間淹滅；兒時在電視機上看到一張張熟識的面孔，張國榮、黃霑、羅文……亦已赴黃泉。
不知打從什麼時候，我已改變了晚上看電視劇集的習慣，總覺得現在的劇集沒有八九十年代的那般吸引，所以每當辦公室裏其他同僚如火如荼地談論晚上黃金時段劇集如何精彩時，我總答不上嘴。有時不禁會質疑自己是否已與時代脫了節，甚至會希望時鐘上的長短針會自動的向後轉動，返回十五六年前，因為我總不能擺脫「今不如昔」的偏見。新的電視劇集我看不慣，即使是一些名字較陌生的新進作家的書，我也看不上眼。中文科幻小說，我仍只愛看倪匡、張系國，文藝小說我獨愛張愛玲(曾經也愛林燕妮)、白先勇，武俠小說更加只會不停地重覆翻看金庸、古龍的作品。
現代流行什麼跨媒體，衍生了一個叫陶傑的名字，說句老實話，我對此人沒半點好感，但亦不妨利用他來印證我「新不如舊」的主題。他的文字刻薄有餘，卻沒有錢鍾書那份機智和博雅；至於說到「香江第一才子」，不是已經有位「業精六藝，才備九能」的饒宗頤嗎？當然，陶傑跟學者是一字扯不上關係的，他最擅長的，只是不停地謾罵揶揄，自恃曾放洋留學，滿嘴刻薄地「以夷非華」而已。費滋傑羅(Fitzgerald)亦非議二三十年代美國社會扭曲的價值觀，卻不曾誹謗美國的文化；而E.M.Forster在其小說Howard's End，甚至以同性戀為題材的Maurice中諷剌的，正是英國人那份因自傲而變得自欺的人性及洋溢在中上階層那股叫人討厭的階級觀念。所以我真不明白英國人有什麼地方(除了司法制度外)值得陶君那麼趨之若鶩？時至今日，居住在諾曼第以北那孤島上的居民，仍給我一種沉溺於昔日光輝的感覺：當我在倫敦塔遊覽，聽到Edward Elgar的 Pomp & Circumstance March No. 1那歌頌勝利的樂章奏起時，感到的只是英國人對日不落帝國最後餘暉的悲涼眷戀。也許陶君妄想倣效Swift 和Voltaire那樣以文字去鞭策人性，惜東施效顰，既乏兩位大家幽默的筆觸及醒世的智慧，就只能隨街販賣他那廉價的尖酸刻薄。
每次坐渡海輪，都不免對兩岸的建築物多加留意，發現越來越多不知名且高聳得叫人窒息的建築物矗立着(特別是西九龍一帶)。在我的記憶裏似乎永遠都沒有它們的份兒，因為它們太沒特色，太沒生命，像失去靈魂的軀殼，跟士丹頓街一帶的舊建築群相比，令人慨歎過份公式化和缺乏創意之餘，更令我想起那像寶鼎般坐鎮在山頂的老襯亭、大坑的虎豹別墅、灣仔軒尼詩道的舊茶居和當舖的那份親切感。目睹過去美好的一切都如沙子般從指縫間漏走，我們除了無可奈何送上幾段輓歌外，又能夠怎樣？
新不如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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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冷禪,
明日黃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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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傑那「文化演員」(我索性叫文化郭芙)的形象相信早已深入民心，何必再批評他呢？況且他老早已否認自己是「才子」，參看：我不是才子－－當然，這種否認只是一種計算，既不予人口實，又顯出他的謙讓，何樂而不為？遺憾的是，「才子」這詞經他這樣欲拒還迎後，就可憐地淪為一個充滿反諷的貶義詞了。
其實時代要變更﹐也是不可置異的事﹐難道要香港保持當年漁村風貌先叫有文化? 城市就是要拆拆建建的﹐否則又點會進化? 捨不得是種情意結﹐當年喇沙書院重建﹐也聽講有個神父在拆舊舍時痛心得曝斃了。做人就是如此‘化學’﹐二﹑三十年﹐下一代的人也會對新的碼頭產生情意結﹐還是要學懂放下罷? 如果不看看多點新事物﹐我們的眼界就會續漸停頓﹐執著在無關痛癢的小事﹐而忘了看看更大的前景。People get nostalgic about a lot of things, personally, I solve the problem by learning how to forget and move on. 感嘆流逝無奈的最好解藥﹐便是學懂愛上新事物﹐盡量忘記以往的情意結。
Pomp & Circumstance 在美加﹐常用在大學的畢業音樂﹐已對它有點煩厭。在香港﹐低俗的口味已能夠嘩眾取寵﹐太高深的公眾難以理解而自動抗拒。靠口臭已是扮高尚的新潮﹐時代洪流如此﹐是不到一小撮人去抗拒。就如倉海兄篇篇如果出他早期的文言文﹐我相信今天的讀者也會只是潦潦數人﹐要迎合嗎? 便有"最緊要大波"這類垃圾文化出現。我們近來這星期的動向是很貼切的反映社會的需求和心理。
所謂發展進步云云，從來都是以抹去上一代人記憶為代價。
於我而言，其實左冷禪舉的例都不是舊的。
想想，荔園，是當時老豆老母有假放的同學才有條件去的地方(我生於七十年代，只在中學時跟同學去過一次荔園)；Peter Pan也是「屋企有米」的同學去的地方。張國榮當時的形象是唱中文歌無啦啦夾幾隻英文字入去的「新潮番書仔」；古龍寫的好像被譽為有別金庸的「新派武俠小說」；黃霑、倪匡、金庸、古龍這些人在「跨媒體」(廣告、電影編劇、電視、音樂、報紙)時，應該連「媒體」這個詞也尚未流行；這些物事人在當時來說，應該都算是新嘗試新潮流吧。
我直到現在還是覺得唱歌夾幾隻monica、 stand up的英文字很刺耳又很難聽；看古龍時還是覺得他在寫穿古裝的占士邦並試圖用一行幾隻字的方式厄稿費，於我而言如今的新跟從前的新，只是不同方式的難頂而已。而頂到某個時候--或者是更老的一輩人完完全全死絕的時候--佢又會忽然變得無咁難頂，即是我開隻白光周琁的歌聽一聽，就會覺得「張國榮真係好好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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