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公子與他的Auntie Eile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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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小時的短講，笑中有淚，數十年的掌故，拍手旋空。我說的，自然是幾天前宋公子在港大的張愛玲講座。我不算張迷，若由其他人主講，除非我患失眠，否則打死不去。但宋公子當然例外，只因他天生調皮，保證精彩，結果確實沒令我失望。宋家與張愛玲，大半生各自奔波，聚少離多，但數十年來魚雁不絕，噓寒問暖，談文論藝，既相濡以沫，又相忘江湖。半世紀煙雲般的往事，分離聚首暖在心頭如酒，都在短箋零墨中歷歷在目，可惜一晃眼，我們依然是在平庸而可憎的二零零七年。

難得宋公子演說，我居然可耻地遲了十五分鐘。來到時驚見連門口也擠得水洩不通，若非之前得小貝勒橫刀奪座，恐怕我要像船山先生般用望遠鏡才可看到投影片了。講座什麼都好，就是覺得聽眾太拘謹了一點點，似乎不怎麼賞識到宋公子渾然天成的俏皮話。例如他語帶調侃地說張愛玲連寫幾封信給宋淇，宋卻闊佬懶理，「我爸爸三數天後才施施然覆信」，或提及張如何對宋言聽計從，甚至把宋的說話搬字過紙等，句句都在有意無意間戲謔一代傳奇，但全場聽眾就是沒有人識笑！故事教訓自然是「世上沒有免費的臥室」：Auntie Eileen令頑童慘變廳長，五十年後終於也得啼笑皆非地付出代價。這一丁點無傷大雅的冷水，當然是潑不醒如癡如醉的張迷的。

聽着宋公子的另類品評，我又不期然想起一些對張的怪雞月旦，這次主講的則是錢鍾書。根據安迪的《我與錢鍾書先生的短暫交往》，錢老是如此評論張愛玲的：

對張愛玲，錢先生很不以為然。我說他在美國回答水晶的提問時，曾夸過張愛玲。錢先生說： 「不過是應酬。那人是捧張愛玲的。」楊先生在一旁說：「勸他不要亂說話，以免被別人作為引証。」錢先生說無所謂。又說到張愛玲的祖父張佩倫，是李鴻章的女 婿，打了敗仗回來，李鴻章的女兒寫了兩首詩：「基隆南望淚潸潸，聞道元戎匹馬還……」，錢先生一邊念一邊還用雙手做著眼淚汪汪的樣子。

但我記得四年前《明報》曾轉載過安迪一篇叫《兩謁錢鍾書先生》的文章，除了上述一段外，當中錢老甚至對張評頭品足一番，大意是說她近視眼又不載眼鏡，經常奇裝異服，反不及蘇青爽直。像錢鍾書這類口舌招尤「無所謂」的人，我們當然不可能期待他對張會有什麼好話。

張迷去這講座，大概要知道張愛玲的神話，但我這個八卦的非張迷有點不同，我主要想聽聽Auntie Eileen的趣事，甚至不懷好意地要看看矢志復仇的頑童會否有「佛洛依德式甩嘴」(Freudian slip)。儘管快人快語的宋公子向來都堅稱自己對這位auntie沒什麼特殊感情，也不清楚其小說的來龍去脈，但一提及張在晚年曾稱讚Roland是好名字時，卻彷彿小孩受到長輩誇獎般揚揚得意，足見他對Auntie Eileen到底還是在意的。記得宋公子在講座中說：「爸爸曾跟我說過，假如他們兩人先她而去，『那麼Auntie Eileen就要靠你了』。」這種至死不渝的情誼的確令我很感動，而今天當我看到宋公子這樣寫時，卻隱隱有些不安：

I have not informed them yet, but I am leaning towards depositing the archival materials at their university on account of these happenings (since nobody has even bothered to contact me at all).

我不是張迷，其遺物花落誰家我實在毫無興趣，但請宋公子容許我直言無諱地提出兩大反對理由。首先，張愛玲身為一位廣受景仰及愛戴的作家，即使是寫在廢紙上信封底的吉光片羽，往往都能為普通讀者的苦悶人生帶來不無小補的樂趣，如果把這些貫注着Auntie Eileen靈魂的珍貴手稿都捐給大學，豈不是讓它們統統淪為文學系研究生的論文悶註腳？試問外人還有誰可以接觸到這些性靈文字？事實就是：在這個乏善足陳的年代，我們寧願要一位天才的唾餘殘句，也不希罕十打庸人的研究報告。所以我建議宋公子找幾位值得信任，有閒情又沒私心的人，把全部手稿認真整理一遍--如果你對照一下錢鍾書的手稿，便會知道張愛玲的字體其實是多麼可愛地清晰--再把可公開的全部掃瞄上網，略加註解，任所有人免費閱讀，那麼全世界的讀者(無論是張迷或非張迷)及文學研究者都會向你鞠躬致敬，而Auntie Eileen泉下有知，也會高興自己的片言隻字竟能如此得到世人的重視。

第二個理由，也許是更重要的理由：無論生前死後，Auntie Eileen和宋家的帳都是算不清的，也不願乾淨俐落地算清，所以才會半世人即使分隔西東，也依然莫失莫忘不離不棄。其實一開始，你們就註定活在同一個生命漩渦之中，Auntie Eileen當年選擇住在宋家，今日亦然，直到永遠。這是大家都覺得合情合理的，大概也是一眾張迷樂意看到的不無傷感的小團圓吧？哪怕只是你書桌下的一個平凡破紙盒，也勝過要回到那所令她難堪的大學：

我對姑姑說：「姑姑雖然經過的事很多，這一類的經驗卻是沒有的，沒做過窮學生，窮親戚。其實我在香港的時候也不至於窘到那樣，都是我那班同學太闊了的緣故。」　(《我看蘇青》)

如果還嫌不夠清楚的話，再看這段：

我於是想到我自己，也是充滿了計劃的。在香港讀書的時候，我真的發奮用功了，連得了兩個獎學金，畢業之後還有希望被送到英國去。我能夠揣摩每一個教授的心思，所以每一樣功課總是考第一。有一個先生說他教了十幾年的書，沒給過他給我的分數。然後戰爭來了，學校的文件記錄統統燒掉，一點痕跡都沒留下。那一類的努力，即使有成就，也是注定了要被打翻的吧？在那邊三年，於我有益的也許還是偷空的游山玩水，看人，談天，而當時總是被逼迫着，心裡很不情願的，認為是糟蹋時間。　(《我看蘇青》)

如果還嫌未夠說服力的話，請看這封由小貝勒逐字逐句有血有淚地打出來的《張愛玲致華府英國大使館函》，你便會知道人文港大當年究竟有多「重視」張愛玲這位高才生了[註1]：

以下為我與香港大學糾葛始末。我......在一九三九年進入香港大學就讀。一九四一年時，我以二年級成績最佳獲何東（信上 Ho Tung 應指何福 Ho Fook）全額獎學金，學費和住宿費全免。珍珠港事件後，大學停課，我收到停課通知，在一九四二年五月返回上海。

十年後，我寫信給吳錦慶（ Wu King Ching ）夫婦，詢問取得香港簽證的可能性。他們兩位均為家母朋友，分別在港大教授機械工程與科學。吳先生就此事和文學院院長貝屈先生（ Mr G. B. Birch ）討論，貝屈先生曾教過我，對我尚有印象。因之我致信貝屈先生，他建議我先註冊入讀港大以便取得入境簽證。

我在一九五二年七月抵達香港。吳氏夫婦堅持我暫返港大就讀，貝屈先生沒料到我真做到了。因為不希望給吳氏夫婦帶來麻煩，我在假設原本獎學金還在、無需繳付學費和住宿費的程況下，進入港大。

我的朋友蒂瑪‧摩希甸（即炎櫻）跟我同樣是上海人，她曾就讀港大醫學院。當時她在日本，提議協助我在日本謀職。她因一九五三年即會長期居留紐約，為了她在赴美前抵達日本，我於一九五二年十一月學期結束前匆忙啟程，同時知會註冊處，報備離港一事。我以為獎學金已沒有，並不知道當時校務會議仍在進行討論，貝屈先生亦極力為我爭取而他知道我離開，非常憤怒。

我在東京找不到工作，而香港美國新聞處有份待遇很好的翻譯工作，因此我在二月回到香港。當我知道貝屈為我爭取獎學金一事緣由，立刻向他道歉。因為內疚，我再親赴他家當面致歉，並請他收下一套祖傳稀世搪瓷銀茶杯。

他收下禮物，但怒意未消。隨後註冊處梅勒先生（ Mr Mellor ）來信要我補繳那學期的學費，我只好繳了學費，同時去信抗議，說明除非保留我的獎學金，否則我不會回港大。

不久我依報紙廣告應徵一份翻譯工作，之後明白那是東南亞英國專員公署的職缺。對方為了查核我的地址，直赴港大女生宿舍，有人告訴他們我可能是共產黨特務，導致我三次被警方約談。此事雖不了了之，卻使我失去工作。

......由於最近申請一個大學教職，需要一些學校證明文件，才發覺都弄丟了。我寫信到港大要求補發當初的證明文件副本，才發覺補發的文件上都沒有提及我獲得獎學金或我是否合格（參考附件）證明。我再次寫信詢問，這裡附上他們所說「查無相關記錄」回答的副本。一九五二年，註冊處 Ng 先生曾親自向我保證所有的紀錄資料都完整保存，還出示副本給我看。

(原載11期《印刻》)

咦，怎麼今天當窮校友一變名作家，便立即連當年什麼科目得什麼分數都忽然查到了？看透世情的Auntie Eileen會否希望自己的書信手稿落在今天別有肚腸的香港大學呢？宋公子你應該可以判斷。局外人本來是沒什麼發言權的，但我始終相信脾氣古怪的Auntie Eileen只願留在宋家。「蠻荒的日夜，沒有鐘，只是悠悠地日以繼夜，夜以繼日，日子過得像鈞窖的淡青底子上的紫暈，那倒也好。」



註1：

小貝勒又引了蘇偉貞的話給我：「張愛玲在一九六六年四月二十七日及五月九日去信港大，要求『正名』」，當時張曾提及「小說被翻譯二十三種文字，不會是港大的恥辱(disgrace)，亦未獲回應。才發生我們看見一九六六年六月四日致駐華府英國大使館求助函。[...]最後結果是英大使館於七月十日將信轉港大，港大八月二日由註冊組副主任發函張愛玲，釐清了何東獎學金即何福獎學金成績優異名份外，亦證明料張愛玲曾兩度入學港大。從而結束十三年糾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