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雅逝去，才情凋零(龔鵬程)

標籤: 文化討論

龔鵬程 《中外期刊文萃》2004年第12期(原載《聯合報》)
　　
錢鍾書先生是一位不太容易討論的學者。他遠離塵俗，偏又擁有一般學人所沒有的俗世聲名，談說他、為他作傳記的，比例上也遠多於並世學人。

搞新文學的朋友，往往沒能力讀他的舊詩文以及《石語》《談藝錄》《管錐編》這樣的著作。論錢鍾書，遂僅能繞著錢楊生平事蹟、傳聞史料打轉，稗販謾聞，未必即為真賞。或只能就散文與小說去小題大作，強聒一番。有點舊文學底子的，大致也只能就自己專門的一些知識去他文集中找些話題來說說。例 如本身懂點訓詁修辭的，就孥著他講訓詁修辭的部分講講；本身弄小說的，就去找他的寫的和談的小說，再來談談；本身治詩詞的，則尋些詩詞的相關題目來做做。 如此怎能知錢先生學問之深淺?其邊界到底又到哪兒?他在整個學術上的成就得失又將如何判斷?有些人震於其俗世聲華，動不動就替他冠上“民國第一才子”“當代第一博學鴻儒”之類名號，此又豈足以語學問乎?故要評騭錢鍾書，須也有他那樣的學問。
　　　
誰能評價錢鍾書?
　　　　
錢先生在許多領域中固然也博有知見，卻不甚當行。因為他的學力，主要仍在集部，以文學為主，旁通其他。考古、金石、簡帛、經、史、諸子等，並 未深究。西方學術情況亦然。與治西洋史、西方政經發展、西洋哲學神學者異趣。其徵引及之者，側重於古典文獻之類比研究僅止於點出中西某一現象或學理之異同。既無意用西方理論來處理中國問題，或用中國理論去闡釋西方現象；也無意從類同的歸納研究中尋出共通性以建立通則。

正因如此，所以我不自量力，竟以為我是少數在這個時代尚有能力、有資格評價錢先生的人。集部的學問，我不如錢先生精熟；但除了文、 史、哲學、宗教、藝術、經、史、子、集，能綜攝上古以迄現當代之文哲政經思潮，錢先生就不如我了。這不是度短挈長，以與錢先生爭高下。而是說做學問，唯佛能知佛，未到菩薩境位，有時確實是夏蟲不可以語冰的。錢先生聲華物望雖隆，我卻覺得他可能頗為寂寞，譽之者固多短人看場，毀之者亦僅是以自己一得之愚的一隅之專業去衡度他罷了。而我既差能知其學問之原委與曲直、造詣與局限，則我或有可能為其知音，亦未可知。抱著這種心情來看錢先生的書，遂時有“我意獨憐才”之感哩!

也因為如此，故我雖批評錢先生著作中充滿了誤記、缺證、謬判、不當行之弊，卻不希望人們誤以為我在指摘他，或認為其書即因此而無價值。因為才人之學，別有評騭之道，著作縱多謬誤，也不就沒了價值。讓我舉個例子，以助說明。這就是常跟錢先生被一併提出來比較的陳寅恪。
　　　　
陳寅恪的學問其實非常冷僻，主要是中外文化交通史、南北朝及隋唐史。早年有《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唐代政治史述論稿》《元白詩箋證稿》 等，均屬此一領域。末年身世多感，遂有《論再生緣》《柳如是別傳》等。這些，前者屬於專業史學之作，後者則連在史學界也是冷門的。
　　　　
近年坊間還頗有不少論陳氏的專書，足見其令譽不衰。彼以名公子，擅長多種語文，得與梁任公、王國維並肩于清華為國學導師，自為海內外 所景慕。兼以博學強記，著述宏富，為世所推。後攖眼疾，又未能脫身竹幕，末年身世，輒多可傷。其遭際、其學術，漸成為學界中一則傳奇，屢經傳述，殆非無故。然而，純從學術上說，陳先生是站不住的。陳先生號稱通曉幾十種語言，但真正用在研究上而有創獲者，其實不多。偶而運用其梵文知識考釋中古史料，也多跡近附會，或無關緊要。在研究方法上，陳先生固然有方法論的方法意識，但主要仍以史料考證為之，且乏玄思，不能處理哲學問題。其具體研究，也往往不能成立； 例如他講南北朝史，論《切韻》和四聲，堅持四聲系受佛教影響、《切韻》為一地方之方言。近來講聲韻學的人，頗不以為然。他談隋唐制度之淵源，謂唐代官制依 隋，隋依北齊。但唐太宗所定三省制，實系採用梁陳舊制，根本不是北朝制度。牟潤孫先生已有駁正。凡此皆因陳先生自己對漢族以外的文化有些知識，故論南北朝 史喜歡談域外影響、論隋唐史喜歡講其北朝淵源，而不知其立言之偏宕也。
　　　　
陳寅恪的本領所在
　　　　
他的唐史研究，問題更多。他認為唐代前期采關中本位政策，後來武后起用文學科舉之寒人逐漸形成後期朋黨之禍，世族與科舉進士階層相傾軋， 而唐室以亡。這整個描述都是錯的。其中針對個別事例所發之議論考據，亦多經不起推敲。如他考證《長恨歌》，謂白居易之詩與陳鴻之傳，應該是個不可分割的整體；說唐人傳奇之盛，是由於進士之溫卷；說唐人小說之發達，與古文運動有密切關係……等等，後起的研究，都證明了它們曾經誤導過許多學人。

我曾寫過一篇小文批評陳先生的《天師道與濱海地域之關係》。陳氏此文，一考黃巾之起源，謂起自東方濱海地域；二論東晉孫恩之亂，云其主因在於皇室中心人物系天師道人物；三考劉劭之弑逆，知彼亦有道教背景；四辨北朝寇謙之與崔浩家族之奉道，亦與濱海地域有關；五則歷數南北朝天師道世家； 六談天師道與書法的關係。該文為陳先生之名作，李玉梅《陳寅恪之史學》一書，特舉此文示例說明陳氏史學之奧妙(1997，香港三聯書店，四章二節)。杜正 勝《歷史研究的課題與方法：就宗教史的研究論》亦盛讚該文取徑特殊、眼光獨到。然而他們都不曉得：陳先生的大文實有根本性的錯誤。因為他把南北朝所有的奉 道人士都視為天師道徒，又把所有道教活動都牽合到濱海地域去談。完全忽略了南北朝間天師道以外尚有許多道派，且除了濱海地域有道教，其他地區也有道教在創立在發展。所以他文中所舉以說明天師道與書法之關係者，幾乎全部都不是天師道的事例。

但陳先生雖然搞錯了，這篇文章仍然很有價值。它用一種文化地理學的方式，運用“濱海地域”這個地理因素，去對南北朝許多道教信仰及活 動現象進行解釋。這個方法是極有用的。它所顯示的宗教政治社會運作功能之研究導向，也與歷來偏重思想淵源、宗教變遷、宗教叛變者殊趣。此即足以益人神思，導啟後昆矣。某些先生們寫論文，只證明了一件事、說明了一個理，雖也講得井井有條，一絲不錯，卻對研究者無大用處；除了讓人知道那件可能並無知道之價值的事之外，方法與觀點都推拓不出去。相較之下，陳先生固然是錯了，價值其實反而比那不錯的更要高些。

陳先生其他論文，不敢說也是如此，但有類似的趣味。以唐史論，岑仲勉于陳氏之說，每多異議；我也較贊成岑先生，覺其工力或在陳先生之上。但岑先生乃學人之文，工夫密栗而風采不及。陳先生的本領，則恰好不在一般人所稱賞處(什麼博學啦，能“佔有”資料啦，精通殊方異語啦……等)，而在選題奇而銳、舉證曲而巧。此乃神思，天孫織錦，好處非力學所能到。其說，最終被證明多是錯誤的，事實上也就說明了原初落想討論那個問題時，本來就發諸奇思妙想。奇想以其為奇，故能動人，故能聳動觀聽，令人從而求之。求雖弗得，然此論域竟為之大閥，相關議題乃得俱遭推考。是其奇思妙想，縱或為謬，亦對學術發展大有功焉。他人考證功深，固能糾陳氏之失，於此，終不能與陳氏頡頏。這就叫“才學相發”。早期以才馭學，驅遣史料，以自道其文化觀；晚則以學抒情，借古人酒杯澆自己的塊壘，其史學竟成為詩學矣。
　　
晚近論學文字如木舌塵羹
　　
錢鍾書的管錐經史，同樣是把經史小學弄成了抒情言志的文學甚至詩學。趣味其實與他早年的散文相似。析理論事之頃，雜以詼諧嘲諷，俯視眾流，而又多歷事透徹語，故與古人讀書劄記頗為不同。文章刻意紆曲弛縱，起伏作勢，亦與此有關。讀其書，會覺其中有人，其人多聞，且直而譎、譎而直，跟尋常詩話或考證文字截然異趣。其說亦往往落想甚奇，善於由平常人不經意處著眼。舉證則浩博爛漫，仿佛一下談興來了，簡直收煞不住。這時又常不顧文章之體了。這樣的著作缺了、漏了、偶而講錯了，又有什麼打緊?

20世紀學術，不幸就是一個才情逐漸萎散凋零而學究氣越來越重的歷程。那個世紀，初期有康聖人、章瘋子。有學問變來變去，變到進入夢遊之境的廖季平；有自夷而夏，辮髮蓄妾而談春秋大義的辜湯生；有忽佛忽儒的熊十力，也有自己輕生的王觀堂……。凡此等等，都是學人，但都有性氣、有偏嗜，其發越的才情，與學問相浹相漬。稍後者，則如陳寅恪、錢鍾書這一輩，仍是合詩人與學人為一。其後則詩人學人分途了。學林中揚鑣而進者，學人多而詩人少了。 論學文字漸如木舌塵羹，以呆板為嚴謹、以無見識為平實、以引用他人研究為學問、以注來注去為本領、以不知所云為深刻、以文句不通為時髦。而且文章越寫越長，要點其實片言可了；倒是書本越摸越少，因為論文及資料檢索動輒萬卷足徵。是以才情漸漓之後，學力亦漸漸無矣。徒存工力，做學問竟像在工廠裏製造論文了。

這是風氣的流變。20世紀初期那些學者多是通人型態，為學雖亦各有宗旨，然皆能博通古今。跨領域，大抵人人皆然。錢鍾書也是這一型。但後來就越來越走向專家之路了。專家或知識工人不應出錯。那些有才情、肆性氣的通人，就是錯了也不打緊。其疣累僻執之處，也可能正是他異樣嫵媚之處。何況其才學有風姿可賞、生命有博大涵雅之量，文采又足以動人，其遠勝專家及知識工人，自不待言。無奈那個博雅的時代與傳統逐漸逝去了。錢鍾書本身處在這個逝波的尾端，而後，終於也消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