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楊的書,我絕無資格評論,因為從未看過。但他去世後,很多網友紛紛哀悼,一下子「醜陋的中國人」又再舉目皆是。以下是國內博客維舟對柏楊的評價,推薦此文,是由於我向來愛讀此博,亦認為博主可信,至於他這次評得是否有見地,讀者可自行判斷。柏杨之后无柏杨
柏楊已盡了自己最大的努力。
大約一兩個星期前,梁文道在星期日的蘋果副刊內寫《柏楊的誘惑》。小弟向來對梁文道並不太有好感(亦無惡感),但今次我會“非常”認同他。因為我認為(也一直認為),一個民族有其學習的本能,而這個學習的機會,需要踏入近代才能容易讓(中國)人把握得到。
《柏楊的誘惑》節錄:...我感到一種誘惑,幾乎忍不住就要把這個故事套在某些人身上,然後慨歎一番:「中國人的劣根性」。這就是柏楊的誘惑,這就是「民族性」論述的誘惑了。在兩蔣治下的台灣成長,我受的是「忠黨愛國」的 育,初次接觸《醜陋的中國人》,自然看得一腔怒火,覺得這傢伙怎能如此不公正,盡說中國的不好。再讀下去,遂意識到自己的無知,批判一個對象又何必先為它說好話呢?更何況好話老早都給別人說盡了。後來我漸漸地從完全拒絕變成徹底接受,認為柏楊所言一字不虛,中國人這個民族確實醜陋不堪,確實得好好改造一番。年歲再大一點,書也讀多了一點,才曉得柏楊如此猛烈的批判絕非橫空出世。早從梁 超的《新民說》開始,再經過魯迅《阿Q正傳》和陳獨秀等《新青年》的密集炮火,分析和攻擊中國「民族性」的論述已有上百年的歷史了。在這一百年的歷史 ,同樣的問題不斷地提出,同樣的判斷不停地落下,柏楊原來沒有說過太多前人所沒說過的話。這 的問題正如旅美學者劉禾在〈國民性理論質疑〉一文中所說的,有太多人把目光集中在如何給中國的國民性定調,卻幾乎沒有人去問「國民性」究竟是一個什麼樣的知識範疇?它的神話在中國的現代性理論中負載了怎樣的歷史意義。包括柏楊在內的大部份「民族性」問題作者都採取了一套本質論的進路,將部分中國人那很難看很不堪的言行表現視為文化 深深埋藏的疾病,而且是種不可避免的病。然而它的病因如何,它怎樣具體作用在每一個人身上,卻又是文學家之筆所無力顧及的課題了。往往東從歷史 擷取吉光片羽,西在日常偶然的一樁事件 抽出模型,再類推出一個很宏大很普遍的原則出來,基本上沒有什麼嚴密的方法可言。我們也知道「民族性」的相關討論其實是殖民帝國高峰期的產物。它的基本作用是以近乎偏見的典型去分類世界各地不同的人群,大而化之地概括出所謂的「特性」與「本質」;如此一來,殖民帝國方可明確分辨人群間的優次,樹立自己無上的權威,並且找到處理殖民地屬民的正確方法。難怪第一個研究中國民族性問題的不是中國人,而是傳 士明恩溥。「民族性」論述最大的問題是它其實解決不了什麼。假如我看不慣某個人討論事情的時候動不動就要猜測對手「不可告人的邪惡動機」,因此總結出他這是中國人劣根性的話;這是不是一個不證自明的循環論證呢?我是不是也犯了邏輯跳躍推理粗暴的毛病呢?與其如此,何不直接明快地告訴他,個人的動機不一定總是和事情的真假對錯有關?局部的問題,應該局部地處理;凡事上升到「民族性」的層次,很容易會造成說了等於沒說的無效結局。坦白講,當我看到有人在奧運火炬傳遞過程的事端中指斥韓國人「全是一群高麗棒子,老早就和中國人有仇;他們心胸狹隘,性情粗暴」時,我也忍不住想說「你們這群憤青還是擺脫不了淺陋的民族性格,總是喜歡把一個民族看成一個整體,以偏概全,犯了典型化的毛病」。但我要是這麼說的話,我豈不是這個民族性的產物嗎?民族性理論總是無法恰當地說明為什麼有些人能夠跳出「民族性」的囚籠。「民族性」論述的誘惑,在於它的輕省方便。我依然尊重柏楊的勇氣,感念他的 蒙,但是我必須逃離他的誘惑。
補充:小弟quote 梁文道此文的用意是,從考慮《醜陋的中國人》一書的角度,我個人覺得,梁的《柏楊的誘惑》與《柏杨之后无柏杨》非常近似。雖然小弟並不能有倉海君的邏輯深度,但我的感覺告訴我,資訊縱多而不能利用,始終無濟於事,不如想些法子,作些行動解決現在“被認為是問題”的問題。(倘若只是民族性使然,那就或許根本沒有問題需要解決,也就沒有法子)
先謝謝你的意見。要「解決現在“被認為是問題”的問題」,這是每個人的責任,亦是一個社群所應該趨向的真正目標,但我自己並不認為有必要刻意或額外地做什麼;相反,我覺得大家最好就忘掉什麼「中國人的問題」,而老老實實做自己的事。但做什麼事呢?第一件是古人所謂「誠意」,亦即佛家所謂如實觀察自己。例如說:中國人是否該讀《論語》,正確認識自己文化呢?事實上,即使政府號令全國人學習中國傳統文化,結果又會如何?沒有用的:不是你去找書讀,是書自己來找你。同理,人(不只中國人)真正的問題:我們不明白是事情來找你做,而非你去找事情做。這不是故弄玄虛,而是問題的核心,也是最大盲點。每個人把適合於自己的事情做好,天下自然太平--「行動」有很多意義,包括說話、思考,其意義是相對的,人人不同,時時不同。但如何得到「適合於自己的事情」?這有賴自我認識,要對自己坦白,然後開放給「事情」。人為什麼有「問題」?很簡單,因為他們自欺,純粹為個人利益去做事,而這種計算往往只會令人走錯路,於是「問題」越滾越大。我的想法很簡單:向自己坦白,然後盡力做好你該做的事,不要考慮其他你控制不到的結果,你就是幫手「解決問題」。沒有自我了解的人或社會,即使有財富、自由、權力,也永遠不會有幸福。但說到底,你提出的是一個大問題,我講的也只是個人體驗,拋磚引玉,還望其他人補充。
>>向自己坦白,然後盡力做好你該做的事,不要考慮其他你控制不到的結果,你就是幫手「解決問題」倉海君,寥寥幾句,小弟銘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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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楊已盡了自己最大的努力。
大約一兩個星期前,梁文道在星期日的蘋果副刊內寫《柏楊的誘惑》。小弟向來對梁文道並不太有好感(亦無惡感),但今次我會“非常”認同他。因為我認為(也一直認為),一個民族有其學習的本能,而這個學習的機會,需要踏入近代才能容易讓(中國)人把握得到。
《柏楊的誘惑》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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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感到一種誘惑,幾乎忍不住就要把這個故事套在某些人身上,然後慨歎一番:「中國人的劣根性」。這就是柏楊的誘惑,這就是「民族性」論述的誘惑了。
在兩蔣治下的台灣成長,我受的是「忠黨愛國」的 育,初次接觸《醜陋的中國人》,自然看得一腔怒火,覺得這傢伙怎能如此不公正,盡說中國的不好。再讀下去,遂意識到自己的無知,批判一個對象又何必先為它說好話呢?更何況好話老早都給別人說盡了。後來我漸漸地從完全拒絕變成徹底接受,認為柏楊所言一字不虛,中國人這個民族確實醜陋不堪,確實得好好改造一番。
年歲再大一點,書也讀多了一點,才曉得柏楊如此猛烈的批判絕非橫空出世。早從梁 超的《新民說》開始,再經過魯迅《阿Q正傳》和陳獨秀等《新青年》的密集炮火,分析和攻擊中國「民族性」的論述已有上百年的歷史了。在這一百年的歷史 ,同樣的問題不斷地提出,同樣的判斷不停地落下,柏楊原來沒有說過太多前人所沒說過的話。
這 的問題正如旅美學者劉禾在〈國民性理論質疑〉一文中所說的,有太多人把目光集中在如何給中國的國民性定調,卻幾乎沒有人去問「國民性」究竟是一個什麼樣的知識範疇?它的神話在中國的現代性理論中負載了怎樣的歷史意義。
包括柏楊在內的大部份「民族性」問題作者都採取了一套本質論的進路,將部分中國人那很難看很不堪的言行表現視為文化 深深埋藏的疾病,而且是種不可避免的病。然而它的病因如何,它怎樣具體作用在每一個人身上,卻又是文學家之筆所無力顧及的課題了。往往東從歷史 擷取吉光片羽,西在日常偶然的一樁事件 抽出模型,再類推出一個很宏大很普遍的原則出來,基本上沒有什麼嚴密的方法可言。
我們也知道「民族性」的相關討論其實是殖民帝國高峰期的產物。它的基本作用是以近乎偏見的典型去分類世界各地不同的人群,大而化之地概括出所謂的「特性」與「本質」;如此一來,殖民帝國方可明確分辨人群間的優次,樹立自己無上的權威,並且找到處理殖民地屬民的正確方法。難怪第一個研究中國民族性問題的不是中國人,而是傳 士明恩溥。
「民族性」論述最大的問題是它其實解決不了什麼。假如我看不慣某個人討論事情的時候動不動就要猜測對手「不可告人的邪惡動機」,因此總結出他這是中國人劣根性的話;這是不是一個不證自明的循環論證呢?我是不是也犯了邏輯跳躍推理粗暴的毛病呢?與其如此,何不直接明快地告訴他,個人的動機不一定總是和事情的真假對錯有關?局部的問題,應該局部地處理;凡事上升到「民族性」的層次,很容易會造成說了等於沒說的無效結局。
坦白講,當我看到有人在奧運火炬傳遞過程的事端中指斥韓國人「全是一群高麗棒子,老早就和中國人有仇;他們心胸狹隘,性情粗暴」時,我也忍不住想說「你們這群憤青還是擺脫不了淺陋的民族性格,總是喜歡把一個民族看成一個整體,以偏概全,犯了典型化的毛病」。但我要是這麼說的話,我豈不是這個民族性的產物嗎?民族性理論總是無法恰當地說明為什麼有些人能夠跳出「民族性」的囚籠。
「民族性」論述的誘惑,在於它的輕省方便。我依然尊重柏楊的勇氣,感念他的 蒙,但是我必須逃離他的誘惑。
補充:
小弟quote 梁文道此文的用意是,從考慮《醜陋的中國人》一書的角度,我個人覺得,梁的《柏楊的誘惑》與《柏杨之后无柏杨》非常近似。雖然小弟並不能有倉海君的邏輯深度,但我的感覺告訴我,資訊縱多而不能利用,始終無濟於事,不如想些法子,作些行動解決現在“被認為是問題”的問題。(倘若只是民族性使然,那就或許根本沒有問題需要解決,也就沒有法子)
先謝謝你的意見。要「解決現在“被認為是問題”的問題」,這是每個人的責任,亦是一個社群所應該趨向的真正目標,但我自己並不認為有必要刻意或額外地做什麼;相反,我覺得大家最好就忘掉什麼「中國人的問題」,而老老實實做自己的事。但做什麼事呢?第一件是古人所謂「誠意」,亦即佛家所謂如實觀察自己。
例如說:中國人是否該讀《論語》,正確認識自己文化呢?事實上,即使政府號令全國人學習中國傳統文化,結果又會如何?沒有用的:不是你去找書讀,是書自己來找你。同理,人(不只中國人)真正的問題:我們不明白是事情來找你做,而非你去找事情做。
這不是故弄玄虛,而是問題的核心,也是最大盲點。每個人把適合於自己的事情做好,天下自然太平--「行動」有很多意義,包括說話、思考,其意義是相對的,人人不同,時時不同。但如何得到「適合於自己的事情」?這有賴自我認識,要對自己坦白,然後開放給「事情」。人為什麼有「問題」?很簡單,因為他們自欺,純粹為個人利益去做事,而這種計算往往只會令人走錯路,於是「問題」越滾越大。
我的想法很簡單:向自己坦白,然後盡力做好你該做的事,不要考慮其他你控制不到的結果,你就是幫手「解決問題」。沒有自我了解的人或社會,即使有財富、自由、權力,也永遠不會有幸福。但說到底,你提出的是一個大問題,我講的也只是個人體驗,拋磚引玉,還望其他人補充。
>>向自己坦白,然後盡力做好你該做的事,不要考慮其他你控制不到的結果,你就是幫手「解決問題」
倉海君,寥寥幾句,小弟銘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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