幫人hea做中國歷史功課（其中一p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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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代對隋文帝與唐玄宗評價的文句

隋文帝

《隋書》志第二十‧刑法：「高祖性猜忌，素不悅學，既任智而獲大位，因以文法自矜，明察臨下。恆令左右覘視內外，有小過失，則加以重罪。」

《隋書》帝紀第二‧高祖下：「（高祖）天性沉猜，素無學術，好為小數，不達大體，故忠臣義士，莫得盡心竭辭。」

《資治通鑑》卷一百八十‧隋紀四‧高祖文皇帝下：「高祖性嚴重，令行禁止，勤於政事。每旦聽朝，日昃忘倦。雖嗇於財，至於賞賜有功，即無所愛；將士戰沒，必加優賞，仍遣使者勞問其家。愛養百姓，勸課農桑，輕徭薄賦。其自奉養，務為儉素，乘輿禦物，故弊者隨令補用；自非享宴，所食不過一肉；後宮皆服浣濯之衣。天下化之，開皇、仁壽之間，丈夫率衣絹布，不服綾綺，裝帶不過銅鐵骨角，無金玉之飾。故衣食滋殖，倉庫盈溢。受禪之初，民戶不滿四百萬，末年，逾八百九十萬，獨冀州已一百萬戶。然猜忌苛察，信受讒言，功臣故舊，無始終保全者；乃至子弟，皆如仇敵，此其所短也。」

烏廷玉《隋唐史話》：「楊堅在政治、經濟、法律、兵制等方面，產生深遠的影響，做出很大的貢獻。」

范文瀾等《中國通史》：「隋文帝主要的功績，在於統一全國後，實行各種鞏固統一的措施，使連續三百年的戰事得以停止，全國安寧，南北民眾獲得休息，社會呈現空前的繁榮。」

吳楓《隋唐五代史》：「顯然，隋皇朝中央集權制的加强，對統治全國人民和向外擴張侵略，起了莫大的反動作用，但對打擊地方豪族、防衛外族入侵、以及對中國封建社會的發展還是有積極作用的，從而也直接奠定了唐朝中央集權國家發展的基礎。」

呂思勉《隋唐五代史》：「隋文帝何如主也？曰賢主也。綜帝生平，惟用刑失之嚴酷；然實勤政愛民，尤有儉德。其於外國，則志在攘斥之以安民，而不欲致其朝貢以自誇功德。既非如漢文、景之苟安詒患，亦非如漢武帝、唐太宗之勞民逞欲。雖無赫赫之功，求其志，實交鄰待敵之正道也。」

王仲犖《隋唐五代史》上：「總的來說，隋的統一，結束了魏晉南北朝以來的長期分裂局面。隋文帝代周，又結束了魏晉以來匈奴、羯、氐、羌、鮮卑各族統治階級劇烈鬥爭的局面。唯有南北朝分裂局面的結束，社會經濟和文化才有更進一步發展以至開啟盛唐的繁榮統一局面的可能。隋文帝在這個歷史階段中，完成了他所應該完成的歷史使命，即結束了南北朝長期分裂的局面和進一步促成了各民族的大融合，同時又把王權強化起來，因此，他的業績是值得稱道的。」

傅樂成《中國通史》上：「隋的所以迅速亂亡，與文帝也頗有關係，他雖勵精圖治，但因學識過差，行事有許多不達大體之處。例如開皇初年，遇有水旱凶飢，文帝常以官倉放賬，但他後來日漸吝嗇，開皇十四年（五九四年），關中大旱，人民飢困，當時倉儲充溢，竟不許賑。他對政治，本無多大理想，而又輕視教育，因此當時的政治精神，仍是澈底的功利主義，並無宏遠的建國規模。加以他資性刻薄，猜忌臣下，以致奸佞用事，終於被奸臣劣子所愚弄，變易儲位，覆其宗社。他生前所辛勤聚集的財富，結果只是供給他的繼承者恣意揮霍；其所揮霍不完的財富，最後也變成隋末若干起兵者擴充實力的資本。」

高明士總校訂：《劍橋中國史》（3）隋唐篇（上）「他是一個相當冷酷，難以親近的人，缺乏吸引人的魅力與親切感，更缺乏容人的雅量。正如蒲貝克(Boodberg) 所看到的，他突然、急遽地獲得權力，使他終其一生陷於極度不安全感而折磨著。……楊堅易於暴怒，有時繼之以痛苦的自責。這點顯然關係到他個人的不安全感，也影響到後來的生活，對於這些事情，我用至高權力的病理學作為依據。他曾經在廷上鞭打某些人，然後又同意他們的陳情，這種情況對天子而言是極不恰當的，因為如此一來，那早先的杖刑是可以免除的。他常常在短時間之後，又再憤怒如昔，以馬鞭打人致死。有時候他對請求皇帝仁慈的諫言似乎聽而不聞，而殘酷的處罰又是經常的事。楊堅是一個堅毅、成功的統治者。他孜孜不倦，勞形案牘，把無以數計的文書尺牘由朝堂攜回寢宮批閱。他似乎經常介入政府的各個階層，有時候猛烈地擠入司法體系的工作中，以其權位審核每一部門的所有重大判決。他獎勵有為的官員，譴責怠職、貪污的官員，早朝時主持、討論國內外政策，追求國家的進步等等。」

唐玄宗

《舊唐書‧本紀九‧玄宗下》：「我開元之有天下也，糾之以典刑，明之以禮樂，愛之以慈儉，律之以軌儀。黜前朝徼幸之臣，杜其奸也；焚後庭珠翠之玩，戒其奢也……廟堂之上，無非經濟之才；表著之中，皆得論思之士。……貞觀之風，一朝復振。……『康哉』之頌，溢於八紘。所謂『世而後仁』，見於開元者矣。年逾三紀，可謂太平。」

《新唐書‧志四十六‧刑法》「玄宗自初即位，勵精政事，常自選太守、縣令，告戒以言，而良吏布州縣，民獲安樂，二十年間，號稱治平，衣食富足 。」

王夫之《讀通鑒論》卷二十二：「唯開元之卋，以清貞位宰相者三：宋璟清而勁，盧懷慎清而慎，張九齡清而和，遠聲色，絕貨利，卓然立于有唐三百餘年之中，而朝廷乃知有廉恥，天下乃藉以又安，開元之盛，漢、宋莫及焉。」

岑仲勉《隋唐史》：「開元之治，在歷史上號稱隆盛，舊紀開元十三年，『東都米“豆斗”十錢，青、齊米“豆斗”五錢。』《新書》五一，『海內實富，米斗之價錢十三，青、齊間斗才三錢，絹一匹二百。道路列肆，具酒食以待行人，店有驛驢，行千里不持尺兵。』論者多歸功于賢姚（崇）宋（璟）。崇奏十事，如政先恕，不倖邊功，宦竪不與政，絕外邊貢獻，停道、佛營造，皆切要之圖；璟却諛尚實，不事有奇（崇，開元元年十月－四年閏十二月，璟，開元四年閏十二月－八年正月），竊以為有更要之偶然性存焉。」

傅樂成《隋唐五代史》：「嚴格說來，開元末年的政治，已不如初年。例如玄宗本不信神仙，後來崇信方士張果，漸好神仙；並尊奉道教，企慕長生，以是朝野爭言符瑞。他本尚節儉，但後來行為漸奢，益務邊功，民不堪苦。他本喜接近正士，因此開元前期名臣輩出，後來乃漸漸接近小人，寵任言利之臣，而奸臣李林甫的執政，尤為政治興衰的關鍵。」

張玉法總校訂《名君評傳》：「自開元中葉以後，玄宗在政治上開始逐漸走下坡路，從胸懷大志，變為渾渾噩噩；從謙虛謹慎、兢兢業業，變為貪圖安逸、驕傲自滿、縱情享樂、不理朝政；從用人得當、任人唯賢變為用人不當、任人唯親；從從諫如流，變為飾非拒諫；從注意安民，變為不恤民苦；從注意節儉，變為窮奢極侈；從精簡機構、裁汰冗官，變為冗官眾多、機構臃腫；從皇帝、外戚不干政，變為干政等。 」

陳致平《中國通史一百講》：「關於開元之治，在中國唐書正史上，當然有許多頌揚的話，這些頌揚的話可能有溢美之處。……唐玄宗做了幾十年的太平天子，認為國家安定強盛，他的生活就不覺的一天天驕泰奢淫起來。譬如在開元之初，他講究生活節約，提倡刻苦，後來到開元二十三年的時候，他覺得國家太平，要表現國家的歡樂盛況，於是大宴五鳳樓，在五鳳樓的殿前，開了一個盛大的同樂會，各種音樂、舞蹈、戲劇，百劇雜陳，讓三百里之內的刺史縣令，都要帶領當地的樂舞伎人，集合到五鳳樓之下來表演，這種歡樂表演，熱鬧喧天，連續了五日之久。唐玄宗個人到了晚年，格外講求享受，漸漸的不問政事；他初年不喜歡和尚尼姑，取締佛教，可是到了晚年，他不僅信佛教，而且好神仙。於是乎他的個人生活，由樸實到奢靡，國家的局面，也由強盛而轉為衰落。這個關鍵，主要在於一個宰相的更變。 」

希望以此祝願四月廿三日考高考中國歷史的考生一切順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