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點澄清︰由文研中的權力理論說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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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不敢說自己是文化研究者的，因為「文化研究」作為一個學科的範圍實在太廣泛，在討論到這個問題時，文化研究者還需要結合到符號理論去，而我當然沒有這樣的能力。我慣用的不過是權力和話語的理論，嚴格來說我也是一個文盲。

首先，我想對於權力理論，就先要回到傅柯的幾部著作中，看看我所說的權力是一種怎樣的東西。我是傾向把傅柯的著作視為一套沒有自相矛盾的理論，這點當然也仍然在各傅柯研討者之間有爭論，但要是牽涉到這場爭論，恐怕我這篇文章得寫個四年。

權力是隱藏在其他關係之中的，是引致分割、不公等等的條件，可說是在特定時空下幾乎所有力量關係的母體（HS, 94）。而知識是透過權力被構成的，而不單是構成權力的條件。知識型（episteme，由於我不懂在此打法文，所以請大家將就將就）就是一在某時代貫穿所有學科的「理性」。知識（在OT中專指人文學科，而在AK中也包括了社會科學的知識）是被時代所操控的。如果說，傅柯的討論也不過限於人文 - 社會學科範疇中的話，其後孔恩（Thomas Kuhn，我也不懂打德文，對不起了）和拉卡圖（Imres Lakartos）對於典範（Paradigm）的討論就補充了傅柯的不足。

我傾向於把一套套的方法視為一副副不同的眼鏡。於是，藉用傅柯的這副眼鏡，我們可以看見世上並沒有任何可以獨立於社會背景和時代的知識（有關這點，更進深的參考有Joseph Rouse, ‘Power/knowledge’, in Gary Gutting ed.,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Foucaul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可以說，甚至歷史知識也是建構物，世上沒有任何知識是對的，沒有一個論述可以被稱為「對」。傅柯的研究指出我們要求的不是對的論述，而是要避免「危險」的論述，即一論述層面中只有一種論述而構成的「一槌定音」式學術論調。而且在OT中傅柯可以說是主要拿字典和百科全書來開刀，指出一切的字典、文法、字義都不過是時代建構的，透過字典去把字義固定，因此字典所受到的時代影響也特別深（陳傳興，〈關於百科全書與辭典之幾點聯想〉，載張漢良編，《方法文學的路》，頁四十四至四十七）。由此看來，即便是以字典或者其他「工具書」去考掘字義，對別人的用字作出對或錯的評價，也是一種危險的論述。我並不是針對倉兄和舒兄的研究，而是指出自白頭的何先生開始一切於這個方面作的論述都是透過某種權力（工具書等構成的知識）去作出的危險的論述。我並不是說兩位和何白頭之間誰是誰非誰對誰錯，也沒有能力作此判斷（我的「聲明自己沒能力」也是針對這方面的宣稱）。而是透過這一個點，去回顧整個論述背後的權力，這樣的論述顯然是一種對知識、權力的論述而非對文字語音的論述。

要說「學術遊戲」，則我個人傾向指的就是大量徵引文獻使文章能夠構成知識的一種態度。我會指出這種是一個「學術界中的知識型」，傾向於透過大量徵引文獻，並輔以合適的注腳樣式，以把自己的文章塑造成學術論文，而在這種格式以外的，不管它有多言之成理，也一律當作是非學術的遊戲文章。而我則相反，傾向於視該種寫作模式為一種遊戲，其中並不一定帶出任何真理。在這個前設下，我才可以說整個討論不過是一些學術遊戲，丟書袋的文章。

於是，在整個討論中帶出殖民文化的色彩也變得理所當然了。為甚麼？因為參照到傅柯的理解，整個時代中無論是知識或者建制，甚至流行文化，也是出於相同的權力網。於是語言代表著族群認同，也涉及到權力分佈之中，也受到殖民時代特有的權力網所制約。回到廣東話作為殖民地的方言的論點中，殖民時代的最大影響可以說是把官話變成英語，於是廣府話的書寫傳統就更易，甚至是被刻意的割斷。以屌字為例，它是一個古字，而今寫「門小」則是六十年代警方錄口供用的發明物。談到殖民權力的重要性，就是在於它使傳統的文化精英淡出語言的製造和使用權力，而它所吸納的就是不諳傳統文化的被殖民者。於是這群人製造出香港特有的書寫傳統。至於沒有被殖民的地方，它們的方言也可以被全國不同的人書寫，正如五四時代的作家把大量的方言引入到文學中。

然後我們就回到廣東話的傳統中。我談到廣東話（這個詞也是一個特有建構，因為事實上這種方言在中國傳統中是被稱為廣府話的。一字之差也可顯現出族群認同）。廣東話有沒有衰落呢？事實上沒有，新詞一直的被製造，而且這一種特有的書寫傳統是已經依賴文字而非言說而被傳遞。一種語言的興起靠的是口傳，但說到要流傳下去，則非要靠文字不可。在James Joyce年代的愛爾蘭語的衰落可見。五六十年代的粵語片和粵劇理所當然的也支持著廣東話的興起，事實上，一種語言取得代言權當然不可能是十幾年間的事，這起碼需要兩代人的支持。然而我特別以六七十年代的流行曲和電視劇舉例（而不是代表書寫傳統的金庸、倪匡），是因為它們在那個時代發揮了一個很重要也很顯而易見的功能。

話語的確是一個知識場，決定你能說什麼和應怎樣說。在現在廣東話的應用上，似乎是由大眾掌握，然而問題就是在於當要決定我們應該怎樣說時，現在就有權威挾文獻古典來，告訴我們「一個字的演變過程、典故的源流考證、今古音不同、考本字等方面」，然後要我們讀「正」字，這就是一個權力的搶奪了。可以簡單的說，這種行為是透過歷史和文獻等學術權威形構一個「廣府話正讀」的權力施向香港人日常讀的廣東話。至於香港人日常讀廣東話並且對其內涵的豐富更加被視為「非正確」的語言用法了。

至於傳統文化，其實我更傾向於這是民國時代重構出的話語。不過我姑且先談談某些比較著名的說法。一種當然是中六七那本課本中的「精神」，這理所當然是廢話，古聖賢當是人禽之辨的東西被他們拿來當文化精神。其次就是一整個思想世界，例如審美觀等等，再其次就是習俗、傳統，然後就是物質文明。這幾種不同的定義也在不同的場合中被運用。現在先分一分類，我說的流觴曲水是一種習俗，排九麻將是物質文明，成語是語言傳統，拜山掃墓也是習俗。文人唱和那些傳統在民眾間就是送禮、請客的傳統。好，就語言傳統來說，我們對成語運用的「錯誤」就正正是香港人和傳統文化的不同和脫軌。那些正字專家正正就是拿這些「錯誤」去作文章，把我們拉到「傳統」中。再說，拜山掃墓和流觴曲水同樣是習俗，讀王羲之的蘭亭集序中可知，那時是每年的三月三日都要修禊，現在這個習俗去了哪裏呢？再說拜山，是否火葬、土葬，是插花還是燒紙錢？燒了多少衣服包？有沒有食物？那些食物是生的還是熟的？這些都是傳統下來應該遵從的習俗。很多人以為現在香港還有醮打就是很傳統，可是我們仔細的閱讀這些儀式，就會發現它們已經和傳統距離很遠，很多儀式都按了一種香港式的理解去處理。這樣我們還沒有跟中國傳統脫軌？於是某些學者又會回到那種「精神」的論辯中，說拜山的傳統不在於燒香插花，而在於思源云云 - 這些卻是「人禽之辨」，可不是文化傳統﹗

回到權力的問題中。以上的論辯都在突顯一種香港傳統和中國傳統的相異，而某些人正因為回歸後的權力處境（不要聯想到政治壓力，這裏的權力也可以包括時代處境），而重構不同的文獻知識，再使用這種知識去施行正字正文化的權力。

我不希望討論變成一種執著於代表人物的論爭。事實上許氏兄弟、吳宇森、李小龍、周潤發、成龍、都能代表香港。至於古龍，他好像是台灣人，不是嗎？許氏兄弟表現的是香港人的生活，他們的戲中沒有用「錯」字？事實上以上的那堆人所表現的難道都不是我說的香港文化？船頭尺很中產嗎？還是你認為成龍的搞笑式武打是中產的享樂？至於你認為整個節目並不中產，那我們不妨去考究他們的形象。他們無論是衣著、打扮、樣貌等等，會使你聯想到社會上的哪個階層？選上去的教授助教們呢？還有，他們的選景會令我們聯想到怎樣的風格？不是中大就是某些「看上去就很貴」的餐館，整個節目所塑造出的生活是一種怎樣的生活呢？

最後，身份認同不再按地域的劃分是人類學家Gordon Mathews的見解（Gordon Mathews, Global culture/individual identity : searching for home in the cultural supermarket, New York : Routledge, 2000），至於本字考證和身份認同的問題，就在於文字的使用是一種文化建構，而透過文化建構，就可以確立一種身份認同。比如說群體之間的一個dem beat現象，就是一個透過言說去建立身份認同的例子。而言說正是一種語言運用。簡單的來說，香港獨特的環境會產生「巴士」這一個名詞，而我透過說「我搭巴士」又反過來確立我的香港人身份。如果強要我說「我乘公車」，則我在言說時並不能確立我的身份認同。現在的「正字行動」正是希望透過規管言說，消磨這種特有的身份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