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化欠了甚麼？

標籤: 文化討論, 舒爾賽

這幾天新春秋沸沸揚揚的在爭拗中國文化的優點與缺點，需知道在爭拗前我們要首先釐清幾個問題。

第一個便是究竟有沒有中國文化這回事？若是中國文化根本沒存在過，則之前的爭拗似乎都是多餘的。
如果如Lestsariel所言，中國文化只有「不過短短六十年。由唐牟徐諸新儒家的先生們發表那份《為中國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開始，這個「中國文化」的標籤和它的內涵才確切的存在。」，然而在另一段卻云因為沒有「親身到田野之間看看當時中國九成多人民到底是如何生活的，穿的是甚麼衣服，吃的是甚麼東西，日常生活是做些甚麼的。中國文化是由中國大多數人民的生活去定義，然而中國大多數人民的聲音卻是在歷史中被淹沒，只有小部份流傳到現代的習慣還見一二。如此說中國之文化到底如何如何，當然是不可能的了。」，這便有一個問題出來，便是如果是用這種人類學的方法去做田野調查的話，那末所謂的中國文化連六十年都沒有，就算昨日我們也沒有所謂的全面的田野考察，則昨日或者今日的文化我們也不得而知，因此到頭來，則所謂的文化研究又者人類學只是一個虛設的學科，因為本身就沒有客觀的預設，而變成極端相對主義。其實這種歷史的客觀性問題，勞思光先生在《虛境與希望－論當代哲學與文化》中的《哲學史的主觀性與客觀性》已有提及，我在此不多贅。

其次進一步問，如果有所謂的中國文化是指甚麼樣的文化，或者說文化是甚麼呢？如英國人類學家泰勒在《原始文化》一書中提到，文化是一種複雜的整體，包含知識、信仰、藝術、道德、律法、習俗及一個人做為社會的一分子，所應獲得的一切之能力和習慣。這使文化研究類似於一門「文化人類學」。另外美國文化人類學家米德，深入非洲原始部落去探討他者文化。文化是一個社會或團體所學習得來的一切行為，群體的社會行為。如果依中國文化傳統，文化不外乎是「人文化成」之事，一切人所為的有關典章制度、事物器皿、服飾冠冕，以及精神層次的創造等，均屬於文化的範疇。透過動態的文化教養過程，使人在原始的狀態，轉化為有教養的人，這個過程就叫人文化成。

如此則文化涉及的幅蓋面極廣，不過你盡可以不認同我對文化的定義，然則文化不一定就是指政體，外顯化的行為如此狹隘。

接著下來的一個問題是，如何研究中國文化，這個我想福特的神學一書中引述福萊：《基督教神學的類型》（Hans Frei, Types of Christian Theology）所提出的五種神學研究類型提供了一個很好的框架給我們。其中第一型與第五型的框架稱之為極端的類型，簡單點來說，第一型便是有一既定的不同的預設框架，完全否認神學的價值（例如用唯科學論、其他倫理學等），第五型簡單點來說便是基要主義，因此這種分類似乎用在我們研究中國文化上亦適用。

所以我並非提倡要把中國傳統文化吹捧得天上有地下無，死守經典字句不放的原教旨主義。但同樣地一味地貶低中國文化而認為中國文化一文不值，也同樣地不值得提倡。

林忌君指出中國文化的缺憾不外乎幾方面，首先是指中國的帝制，幾千年來的政治制度，第二是中國的科學技術技不如人，第三是中國到現在還沒有民主，第四便是中國人的外在行為問題。

要指出第一個問題，其實可以很簡單地回應，中國的而且確經歷了幾千年的君主文化，然而我們要知道是否在這幾千年的帝制統治下人們都過得十分痛苦？這個問題不難回答，中國處于統一的狀態，比分裂的時候為多，這點可引金觀濤及劉青峰兩夫婦所寫的《興盛與危機－論中國超穩定結構》的例子，便是中國文化傳統本身有一奇異的修復系統，每一次都比上一次修復完後更為保守。不過我們或者可以舉一例，就以明史為例，想信林忌君應該也有看過黃仁宇的《萬曆十五年》吧？內裏便提到，就算萬曆不上朝，下面那幾萬個文官一樣可以撐起整個龐大王朝幾十年。就算以明朝為例，如果稍加研究便知明朝根本就已經是一個高度資本化的社會，你又怎知當時人民的生活一定痛苦？其次對于黃仁宇先生在「數字管理」及「大歷史」觀的限制方面已有不少學者撰文批評，有興趣的可以參考張永理《黃仁宇大歷史觀析論》及邱澎生《「數目字管理」是洞見或限制？黃仁宇大歷史觀下的明清市場與政府》，我在此也不多引用了。

其次，中國科技是否技不如人，又或者中國是否開不出科學？後者是爭議了幾十年的李約瑟難題，例如彭慕蘭的《大分流－中國、歐洲與現代世界經濟的形成》中便提到煤是決定性的作用，如英國因煤的發現，因此發展出之後蒸汽機的使用，及以後一連串的科學發展及隨之而來的資本主義及民主發展，中國則不然，不過在這個問題上我大致傾向李約瑟的官僚體制，及專制政權阻礙了中國科學的發展，而前一點，林忌君曾提到：「日本戰國時代就已經有了洋槍，明軍可以打敗日軍，靠的亦只是人海戰術，論武器精良，遠比不上；人口舉世第一沒有人否認，但社會有否進步的空間？」，我相信稍研中國古代兵器史的人都知道，中國在晚明與日本打的並非人海戰術般簡單，明軍雖喪師十多萬（當然如果翻看《李朝實錄》，明軍喪師的人數遠較這數目為低），但日本總派兵也在幾十萬上下，日本當時雖有火槍，但明朝方面也有大炮（這是明仿造佛朗機的大炮），更有所謂定時連射及點火的免裝彈連射的火槍及火炮，如五雷神機等，這方面明軍一點也不比當時的日本遜色，只不過由于明朝錯估地理及形勢，在加上輕敵的情況下才會慘勝。還有另一樣便是你要知道當時日本派出的兵力遠遠比明朝派的為多，那存在甚麼樣又或者究竟是誰用人海戰術呢？

第三個問題便是中國為何到現在還沒有民主？當然我要承認，就算連擁護中國文化的新儒家大師們也不得不承認，中國要走向民主，當然我不會愚蠢到像大陸學者辜正坤般提出「皇帝承包論」（可參看辜正坤《互構語言文化學原理》－《皇帝承包論答疑》），也質疑牟宗三的「良知坎陷」的黑格爾模型能否開出所謂的民主，但或許，中國文化是否就和現在的科學、民主一定相違背呢？這個不必然。或者就以日本為例，日本雖然有民主選舉及科學技術如此發達，是否日本就要完全揚棄她們自身的文化呢？其實這個問題已經很清楚，日本在很大程度上保留了自身的文化。至于我也可以說，中國在民治、民享、民有方面，古代已有典籍有論及，如民享：《禮記‧大學》所說：「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民有：《呂氐春秋‧貴公》所說：「天下非一人之天下，天下人之天下。」，民治：《孟子‧梁惠王章下》：「國君進賢，如不得已……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聽；諸大夫皆曰不可，勿聽；國人皆曰不可，然後察之，見不可焉然後去之。左右皆曰可殺，勿聽；諸大夫皆曰可殺，勿聽；國人皆曰可殺，然後察之，見可殺焉然，後殺之，故曰國人殺之也。」，至于選舉方面：《禮記‧禮運》篇：「大道之行，天下為公，選賢與（舉）能……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為已」，當然傳統文化有此思想是一回事，但歷史事實沒有衍生民主政治又是一回事，所以這說明傳統文化本身並不妨礙科學與民主的發展。兼且如尚代社會學家巴林頓‧摩爾的《民主與獨裁的起源一書》中提到，根據大量的歷史事實揭示出，西方民主只是特定歷史環境中結出的果實，通向現代社會的歷史道路和與之相適應的政形態是形形式式的。就算縱觀法國、日本及德國，你可以舉出的真正民主享有的時間又有幾多年？

第四便是用中國人一些外顯化的行為就當作是中國文化本身而歸咎為劣根性，這個柏楊的書及言論中用不少這種論證的手法。這個回答，或許，勞思光先生《遠境與希望－論當代哲學與文化中《試論當代反儒學思潮》已有詳盡的答覆，然我可以簡單引用幾句：「我並不否認，傳統文化所留下來的某些封閉觀念系統，確實在一般中國人的想法和生活態度方面構成許多不利現代化的負面因素；可是，今天指摘中國社會病庇方面構成人們所常說的貪婪、懶惰、假公濟私、仗勢欺人……等等惡劣現象，似乎都可以回溯到原始動物性，不見得有甚麼文化傳統方面的根源。」（有興趣者可以自行參看，在下不便多引）

所以我希望大家講甚麼中國文化的時候，請不要一棍便把所謂的中國文化打到落花流水，既然中國這麼龐大的帝國，能夠有五千年的歷史，絕非一句專制，又或者黑暗所能概括的，羅馬帝國同樣有所謂的議會制度（類似民主選舉），希臘的雅典也曾經有所謂的城邦選舉，何以現在卻通通不見了？這個問題值得我們三思。

最後用徐復觀先生在《中國思想史論集》－《中國歷史命運的挫折》中的幾句話作結：「近百十年來的知識份子，却多是想不費半分氣力而即可以得到一切的大聰明人。最聰明的做法，便是由駡倒一切，以反映出自己是知道一切。口口聲聲駡中國文化是毫無價值，這便會使人覺得他該有多大的西方學問。其實，「這山望那山高」的人，只是捧場、看熱鬧，對什麼學問也不肯費吹灰之力的人。這是近代中國知識份子的性格。這種知識份子，萬事不生根，如何能在文化上擔得起民主主義的啓蒙責任。」

Ps.林忌兄常將馬列及中共的思想的缺失扯上為中國文化本身的缺失，這點不可不察。另林忌兄常提到「疾病的發病率，和遺傳學有關，和衛生條件有關」，因此所謂的「文化的「病毒」，問題亦是一樣，和文化的遺傳學－－文化傳統有關，和文化的衛生環境－－經濟有關。」這裏似乎看不到有甚麼邏輯上的必然聯系。再者，高度的經濟或資本主義又或者泛科學主義、工具理性，是否就是現今世界的唯一靈丹妙藥呢？這個我想後現代的哲學家或社會學家如詹明信、布希亞又或者紀登斯等都批判了不少。這個我們只要望望現今人類的異化，環保生態的問題，一些社評家常批評貧富不均（如我們常批評某些富豪沒商業道德等），全球化等問題，都是我們現今社會所面對的問題，其實這個問題自卡夫卡，到班雅明，在本世紀始已經有深刻的洞見。